王良和博士要寫「訪談錄」，這些天，都在應付他提出的問題；良和做學問，做得認真，他用心問，我唯有用心答。「為什麼喜歡寫長詩？」良和問。我一直認為，作品要能動人，不管那是什麼體裁，總該預設一座石階，一塊艞板，起碼，得有一條繩梯，能讓讀者「進入」那用文字搭建的樓台，能入，才能有所見，有所感，有所得，進而有所思，有所悟。「晦澀」，不等於沒有入口；胡亂拼湊，刻意蒙混，自己堵住大門，要人不辨好壞，盲目膜拜，這樣的「作品」和「創作態度」，才夠可憎。
生物學，評定一樣東西是不是「生物」，有一項定義：個體獨一性。生物，包括動物和植物，古往今來，沒有兩個「個體」，是完全相同的。十六歲，我開始靠寫作幫補生計，就意識到一件事：文學要能活，也該有這樣的「個體獨一性」。
寫詩，不論長短，我一直希望能做到兩件事：一、讓人能有所知，或有所感；二、為了達到這些「知」和「感」，我努力為讀者架起小橋，或者大橋；小橋，是情節，大橋，是故事。
我的詩，總有些情節，夠長，情節就會連結成故事；「故事性」，是我那些長詩的特性，與其稱為「敘事詩」，不如叫做「故事詩」。我不寫短詩，因為短詩難以負載故事；後來，我也不寫「故事詩」，因為詩，畢竟是詩，詩的強項，不是敘事；我有很多事要敘，有好多想法，想透過這些事表達，一步步，走向小說，是很自然的轉變。
「當地下火車在地板下轟然行駛，詩人在搖擺的昏燈下，仍然接續濟慈和李白的遺韻，豪氣地，在賭桌上押下重注，例如：時間，或者青春。」在《請讓我給你幸福》這本書的開首，我這麼說。如果人生是一首樂曲，一九九零年，我接近三十歲，總覺得，該在樂譜上寫下一個記號：「FineDelAria」（抒情調的終止）；一個人，總會有一天跟自己的「抒情時代」告別，離開那片用孤獨提煉出來的月色，那時候，他和他的作品，才叫「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