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我們民族有不甘屈居人下的傳統，自大的時期多，自卑的日子少。到了近代，實在不濟，於是生出崇洋的情緒來，至今未脫。
不過，以為外國月亮比自己的圓，歷史上不是沒有，只是按照當時用語，應稱為「崇胡」而非「崇洋」。這樣的時期，歷史上起碼有過三次。
戰國後期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大家都讀過，師夷之長以自強，這算作最早的一次。從司馬遷的記載看，武靈王下了很大努力說服臣民，才能推行此胡務運動。效果也很顯著，趙國很快強起來，可惜其後用將不當，在長平之戰喪師數十萬，東方六國從此再也無力抗秦。公元前二六零年的長平之戰和公元一八九四年的甲午戰爭很相似，都標誌了一場自強運動的失敗，以及隨之而來的政權覆亡。不過，說起我們民族崇洋的歷史，趙武靈王可說開了頭，當然，他的崇胡用心良苦。
第二個崇外時期在東漢末年的靈帝，《後漢書》的記載很清楚：「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為之。」這位十二歲登基，坐了二十二年天下的皇帝，大概早就忘記了三百年前，他的祖輩為了驅逐胡人，積骨為塔，流血成河。從記載看來，他喜好的東西都在物質層次，對外國的語言、宗教等似乎不感興趣，大概也就沒有胡言亂語和胡思亂想了。
到了唐代，一個規模更大，為時更長的崇外時期又出現，元稹這首寫於天寶年間的七律很能反映情況：
自從胡騎起煙塵，毛毳腥膻滿咸洛；
女為胡婦學胡妝，伎進胡言務胡樂；
火鳳聲沉多咽絕，春鶯囀罷長蕭索；
胡音胡騎與胡妝，五十年來競紛泊。
對於唐朝的崇胡喜外，學者做了不少研究，佳作有向達的《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以及美國人謝弗（E.Schafer）的《TheGoldenPeachesofSamarkand》（中譯作《唐代的外來文明》），都是讀之可喜的書籍。
清初康熙皇帝重用傳教士，有可能帶動新一輪崇外風氣，可惜夭折，我們要等到鴉片戰爭之後，才再無可奈何地崇起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