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學生常給我電郵，想來香港深造。見到霸氣浮誇的題目，我常勸他們在平實中見真章；患大頭病的人氣吞山河，卻拯救不了人類。我在美國教書時，北京來的碩士生問我，如何選題方能傳世？我無詞以對，有幸參與學術對話足矣，不敢妄想「傳世」的問題。
回香港做事這幾年，和大陸學術界接觸多了，知道新聞傳播很熱門，許多老師來自其他學科背景，中文功底好。但社會科學靠的是邏輯和證據論證，他們卻在關鍵處用華麗的文字滑溜過去了。學術文章有幾分證據講幾分話；漫無節制，馳騁想像，以詞害意，並非美德。嚴肅的論文中隨筆話家常，枉費漂亮文字，作無病呻吟，更不倫不類。
受到傳統策論文風的薰陶，加上革命社論的荼毒，國師們總是裝腔作勢，動輒「我們應該把什麼做大做強」。不管破了喉嚨喊口號，或在雲端指點蒼生，都只論不證，應然多於實然，口水多過茶。年輕學子耳濡目染，居然也寫起「三個代表」和「和諧社會」的新聞觀了。
許多文章先下結論，再找證據。所謂證據不過是以偏概全的例子，然後無限上綱。我剛從廬山歸來，重讀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更深刻體會到深文周納的政治和文化根源。前些年《妖魔化中國的背後》在浮躁青年群中流行，甚囂塵上，煽動義和團式的民族情緒。共產黨凡事喜歡「定性」，既然有結論還怕安插不了例子？先入為主，捕風捉影，以例取證，這是方法論的大忌，《妖》書作者卻以此沾沾自喜。舉例除非有典型意義，除非反覆交詰，證據力多半薄弱，正反縱然各執百例也無法「證明」什麼。
如今時髦人訴諸權威，已經不引馬克思了，而是先「哈貝馬斯說」，再接着「可見」以下各點。我擔保他們沒有讀過或讀通哈貝馬斯，只從哪裏抄一句話裝點門面。我問復旦大學暑期班各地來的博士生和青年教師：為什麼「哈貝馬斯說」就「可見」呢？哄堂大笑，「可見」大家明白這樣推論有問題。我推薦他們學點歸納法，從社會學家Merton提倡的「中距離理論」尋找問題意識，聯繫理論與證據。不要老演繹政治或學術真假權威，做無聊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