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人有濃厚的排外傾向，將本土以外的民族，當作蠻夷戎狄，屬化外之民。
不過，對於外來物，中國人倒不怎樣抗拒，適用者則用之。是以凡和外國有接觸的朝代，都有不少化外之物進入，民間將之吸收消化，部份最後成為本土的東西。這樣的物質交流，多數和軍國大事拉不上關係，往往被正史忽略，只有零碎資料流傳在各種書刊中，探討起來，頗不容易。
但也有線索，這又和中國語文傳統有關。因為注重字形和字義，我們不像日文那樣，只是音譯外來物的原有名稱，而是在自己的詞庫裏，找出相應用字加以命名。同時，為了說明此物原非我有，又往往在名稱中加上標識，常用方法是冠以「胡」、「番」、「洋」、「西」等字，這就為後世的鑒別提供了幫助。
這幾個常見的冠名，又隱藏了不同時代的習慣，大體而言，從漢代到唐朝之間，對外來物冠上「胡」字，宋到明則冠「番」字，清朝中葉後進入中國的東西，就往往前置「洋」字，部份則冠「西」字。
古代中國將出現在北方邊地和西域的民族統稱為「胡」，漢代以後，更以胡字泛指所有外國。當時中國的活動重心在西北，對外交往自然也以西北方為主，和中亞的往來尤其頻繁，此時傳入中原的物種，主要就是經陸路來自該地區，如胡床、胡麻、胡琴、胡椒、胡瓜等，數量龐大。勞費爾（B.Laufer）著有《SinoIranica》一書（中譯作《中國伊朗編》），追索古代中國和中亞的植物交流，極其可觀。
宋朝以後，海路開通，中國的活動重心也轉到沿海，海路傳入的物種逐漸出現，其中明朝時傳來的番薯、番茄、番椒（後多作辣椒）、番石榴、番木瓜（現多稱作木瓜）影響最大，這些東西都是西班牙人從南美洲帶到菲律賓再傳入中國，對番薯的傳入和散播有很好的研究。
然後到了我們現在還身在其中的「洋」時期，「洋」字本身就說明是從海路直接抵達，源起是從明代開始，我們將圍繞中國的水域分為東、西兩洋，分界線大概在廣州，鄭燮的《東西洋考》是很好的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