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選《亂世文談》的陳子善教授，在書的前言上說，編選胡蘭成的文藝論著，難免觸及「文人與漢奸」這個話題。但「一個文人的政治立場、民族氣節固然至關緊要，但與他的文學藝術成就畢竟不是同一回事」。他認為「文如其人」並非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自古至今的中國文壇，文不如其人者，人不如其文者，文遠不如其人者，人遠不如其文者，都大有人在。」因為「人是複雜的，文人的情感、心態和訴求尤其複雜。」比如周作人，抗戰時的「落水」至今撲朔迷離。左翼文化人柯靈曾回憶說，當年在上海淪陷區，進步作家或活動分子被日本憲兵隊逮捕時，他們托人央求胡蘭成去關說，還的確有人因此被放出來。可見胡還是有人情味的。
《亂世文談》中談周作人的三數篇，相當精采，胡蘭成講周作人後期文章幾乎不談政治，連社會制度這種名詞都少見觸及，「他只寫些關於平平常常的生活的文章。可是這平平常常的生活，正是政治與社會的制度的全面參透，使我們更切實地瞭解這時代。」因此，他認為，周作人與魯迅，「乃是一個人的兩面」。周作人取材自明清人和日本人的小品文，魯迅取材自報章與雜誌。魯迅憤怒而悲哀，周作人則是從對小事物的愛好中看到情緒的悵觸，而他們二人對中國人生活的零亂、破滅、貪婪以至對生活的厭倦、麻木，這些人生的觀點，卻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周作人是尋味人間，而魯迅則是生活於人間，有着更大的人生愛」。
周作人的不談政治，是如他自己所說：「一、有話未必可說，二、說了未必有效，三、何況未必有話。」他只想做一個平實（但不是平淡、平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