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灼祥 拔萃男書院校長
多年前，在巴黎咖啡館，已聽過「小雲雀」EdithPiaf唱《LaVieenRose》，直至最近看把她的一生歌唱生涯搬上銀幕的電影，才知多一點有關她的故事。不過，把一生濃縮為兩小時，仍是她一生的浮光掠影，並非人生的全部。電影已對準焦點，我們所見的儘都是主角一生中值得一談的事件。日常生活到底乏善可陳，鏡頭大可輕輕帶過，不用也不必交代所有生活細節的。
電影中的一幕觸動了我，扮演Piaf的女主角，孤獨一人，坐在沙灘上，對來訪女記者說：沒有什麼比愛更重要的了。那一刻，垂垂老矣，她已沒有什麼值得活下去的理由。那一刻，她所說的愛，已遠她而去。
儘管生活充塞着苦楚，失意時刻，不堪時光此起彼落，Piaf喜愛活着的時刻，熱愛生命，堅強勇敢面對生活上的挫敗。但到了病魔纏身，一個人在床上面對死亡，病痛打擊是那麼的實在，愛在那一刻還可以有存在的空間麼，在電影中感受不到，現實人生也一樣。
有此體會，是因為上兩星期探望病重的教授，半卧在床上的他，看來極之憔悴，痛苦不堪。我們卻無能為力，連安慰的話都沒法說出來。教授在大學畢業後，返回母校任教。我有幸做了他一年學生，那是他風華正茂時期，真真正正的才子，文采風流，中英文俱佳。中學當然留不住他，到大學去任教才是他該走的路。往後歲月，偶然遇見到日越疲弱的教授，說一句兩句應酬話。他的生活，我一無所知，祗知他愛喝酒，已到每日無酒不歡的地步。他的學術著作，英譯《文心雕龍》書架上擺放了一本兩本，卻不曾用心去看。
要是他病重的時候不去探望他，在我記憶中，將祗會有這一組鏡頭：冬天到來，教授在校園走動，穿着長藍棉袍，灑脫輕逸，那已成為記憶中定格，凝固了的一幕。探病，倒破壞了教授昔日的獨特形象了，就像Piaf臨終前的不堪，痛苦掙扎的樣貌，教人看了，挺不舒服。
當年某劇團總監病重，謝絕探訪。他說：讓你們記着我精神面貌最好的時刻好了。如今明白他當日的用心良苦。他的決定，我是至為欣賞的。
八年前在上海大劇院觀賞歌劇《飄泊的荷蘭人》，遇見失去聯絡多年的中學同學希蒙。他說得滿口流利的普通話，告訴我已在上海定居多年，生活寫意，他看來是那麼的開心，樂天是他的本性，是他的本質吧。中學時期，愛唱民歌的他，極受友校女生歡迎，進入大學，活得更精采了。在大學成立的啤歌會，在當年實屬一大創舉，衝擊校園內事事認真的學會。畢業後，他的事業雖說不上有什麼突破，懂得生活情趣的他，總是比我們早走一步，我們辛勤工作的時候，他已超越我們，盡情享受生命中的美好事物。有關他的近況，也祗有在那一次短暫的歌劇中場休息，得知一個大概而已。
幾年後，希蒙在北京睡夢中遇上心臟病發，搶救不了。消息傳來，沒有感到悲哀，知道他一直活得精采，他的去，肯定了他一貫的信念：無論做什麼，早走一步，總是好的。
患病而去的，倒是以希蒙的去，來得最簡單、直接。不必經歷一段讓病魔折磨得死去活來的最後一個月，兩個月，半年，甚至一年，那痛苦，不管什麼樣子的愛，都會顯得軟弱無力。我是想起了梅艷芳唱的《似水流年》歌中一句「留下祗有思念」，對見不着的人，他的離去，我們祗記得與他一起的某一段美好時光，不是很好麼。人到中年，踏入老年，下一步會怎樣呢。電影《似水流年》探討與此有關人生課題，害怕也沒用，死亡是必然要面對的。
沒有人可以逃脫得了。那一夜希蒙在上海歌劇院說了幾句類似的話：在世界上那麼多不同城市生活，沒想到我這個那麼西化的人，最後會選擇在上海定居，我現任的妻子是日本人，也是我早年沒法想像得來的。
那一趟見面後，再沒有見着希蒙了，我記憶中有關他的最後定格，是一個充滿自信，笑容滿臉，衣着入時而又具生活品味的中年紳士。他曾經是我同班同學，其實，中學過後，我對他是一無所知，一如我對先我而去的幾位曾經一起談文說藝的朋友，在飯局以外的交往，絕無僅有，患重病而去，因抑鬱而逝，我是祗知最後的結局，都是先我們而早走一步，前者尚有機會見最後一面，後者人間蒸發，根本見不着了。
祗好把與他們來往時最好的一段時光，抽離出來，變成幾個片斷，存放在記憶系統裡，留待下一回機會到來，把它拿出來，與認識他的朋友閒話當年，分享那一些其實早已消逝的事件，透過集體回憶，過濾了，加上無窮的想像力，整理出來的故事，比當日所發生過的還要精采、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