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戒》在中國公映，果然引起左派勢力聲討，在網絡發動批鬥，指電影醜化女志士、美化漢奸。
在中國，創意勃發的人才少，嫉妒優化、批鬥成癖的紅衞兵一族有許多。他們長年只接受一種思想的洗腦，看見以中日戰爭為背景的作品，只可以接受怒目圓睜、昂首挺胸的民族英雄。《色，戒》偏不是一齣講「愛國」、講「正氣」、講「大是大非」的作品，但中國許多觀眾言必「大是大非」，或許他們心中並不相信這一套，只想在社會現實中找到缺口，宣洩長期的壓抑和憤怒。《色，戒》在這樣的社會推出，導演李安需要很大的勇氣，令人十分佩服。
《色，戒》以中日戰爭為背景，探討亂世中的情慾衝突，對於中國許多老人，在情緒和見識方面，都過不了這一關。即使「醜化抗日女志士」，其實也不是甚麼罪行，狄更斯的小說《雙城記》就是明目張膽「醜化」法國的革命分子，小說裏的男女主角，兩個是貴族，一個是窮律師，在「革命」的醜陋面目中表露了高尚的情操。
中國的現代文學作品為甚麼不好看？正在於作者和讀者市場的沉滯和僵化，還加上馬克思主義和「延安文藝座談會」的政治教條，上承孔子儒教溫柔敦厚，又以載道的道德要求，在中國做一個創作人，由出生到老死，是一個不斷自我閹割的過程。其中有膽敢反抗的勇者，無可例外都先受到政府或民間的道德批判。太多見識淺陋、毫不相干的閒人在旁指指點點，說這個角色為甚麼不投入救國的歷史洪流，那個場面為甚麼不歌頌民族英雄。中國式的思維非黑即白，一部以中日戰爭為背景的作品，只要背景有一點炮聲和烽煙，男女主角就不許在閨房裏戀愛纏綿，非要穿上軍裝一起上戰場殺敵、共同就義，才算「激勵民心」、「健康正派」，偶有一個跟主流不一樣的異類，馬上遭受批鬥，張愛玲是其中的一位。太平時代的金庸，創作了《鹿鼎記》，因為名氣和財富在外，道德分子一時不敢批判，一口氣也蹩在心裏竊竊私語，說《鹿鼎記》「不像武俠小說」。
《鹿鼎記》偏偏不歌頌天地會首領陳近南這類「民族英雄」，只着墨一個沒有政治立場、但義氣干雲的嫖賭混混韋小寶。事實上，優秀的小說，根本不必「歌頌」這個人物，「批判」那個角色，只把人物和事件寫出來，讓讀者自行感受。但中國社會喜歡嘮嘮叨叨說教，追求千面如一的道德一致，嘴巴上說「和而不同」，實際上要求人人的思想一樣，道德規範一樣，語言詞彙一樣，城市規劃的面貌和「創作意念」也全國一樣，要做起事來，卻又內鬥互殘，一盤散沙，「和而不同」做不到，淪為一個「同而不和」的平庸大國。
在如此混濁的狀態之下，居然還有許多中國的「知識分子」，「呼喚」要培養足以與西方抗衡的文化「軟力量」，其天真或厚顏的程度，令人極為讚嘆。《色，戒》不見容於大陸的左派道學家，原因很複雜，他們之中許多人，或許只想藉攻擊名人達致扭曲心理的平衡，或許閒着沒有事做，由日本足球隊在中國比賽、趙薇穿着一件太陽旗的時裝、章子怡演日本藝伎、到李安的《色，戒》的床戲，他們太需要藉炮轟名利雙收的紅人來填補他們自己生不如死的空虛。對於名著《紅樓夢》，他們卻不質問為甚麼《紅樓夢》不着墨於「勞動人民」角色焦大對地主階級賈府的革命反抗，只歌頌賈寶玉的無邊風月，因為《紅樓夢》的作者死了，《色，戒》的李安還活着，批判死人，對於紅衞兵的快感，沒有批鬥活人之亢奮。網絡的科技，為這個怯懦的族群提供了放暗箭的方便，發作集體癲癇症的空間，他們沒有信仰，做人沒有目的，抨擊不合理的傳統制度從來無膽，謾罵比他們成功的才華人物永遠有力。
在中國式的大虛偽、大躁狂、大混沌之中，最令人欣慰的，就是《色，戒》票房在大陸節節領先，雖然不靠黃金周，也沒有官方襄助，硬是向一億元的大關勇闖，還引致幾個精神殘障嚴重的中國觀眾狀告法院，指其中的床戲的刁鑽動作，他們盲目仿效，肢體受傷，為甚麼編導沒有事先勸喻？《色，戒》的導演，身上沒沾上一口痰，因為他是旅居美國的台灣人，反倒賺了一大筆，這一身兔起鶻落的輕柔身段，比起《臥虎藏龍》裏楊紫瓊和章子怡蛇鞭吐信的武打和《色，戒》裏湯唯梁朝偉簾捲花燈的床上技藝一樣靈巧，這一場戲外戲，才是掌聲雷動的真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