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首相貝理雅以五十萬鎊加一座豪宅的巨酬，應邀來中國東莞演講剪綵，陸續引起中英兩國民間議論。貝理雅收了錢，房子卻不敢要。他在意大利托斯坎尼有別墅，相信對於退休後定居在珠江三角洲的興趣不大。
英國的輿論覺得很好笑：一個因伊拉克戰爭而聲名蒙污的首相，來中國出席一場飯局，講幾句不痛不癢的客套話，竟然身價如此高昂。東莞方面，以幾百萬元人民幣代價一親英國首相的寵澤，反而覺得不貴，中國婦女近距離接觸，眼見明星風采，情不自禁，大叫「貝哥真帥」。
貝理雅在中國一夜風流，值不值五十萬鎊？一個理智的人，當然認為不值，但在一個骨子裏戀慕西方物質文化的十三億人口的大國，但只要有人付得起錢，就是市場。
他們隱隱約約，覺得貝理雅是一位國際級的人物。由「貝理雅真帥」這句中國女人的讚嘆，出重金請貝理雅來中國的人，似乎是惑於其風采俊朗的外表，多於了解貝理雅本人的內涵。或欣賞「英國首相」這個高尚的職銜，代表的文明價值觀。
論人物，貝理雅在英國當非第一流，即使今日的歐美西方，也沒有第一流的人物，但英美和歐洲，二百年前同時出現過許多，他們遺下的文明遺產，風騷各領，又豈止五百年。
這就涉及歷史的觀點。譬如公元一七九三年，這一年，是亁隆遜位前兩年，中國的歷史記憶，是乏善足陳，除了一件「民族屈辱」的所謂「大事」：英國特使馬嘎爾尼勳爵銜皇室之命，來北京覲見亁隆，發生了「下跪一膝」之事。中國的歷史學者以馬嘎爾尼向亁隆下跪一膝的「妥協」，視之為「中西文化交流」的佳話，並指出馬氏中國之行，不歡而散。取道運河南下，沿岸看見兩岸百姓生活赤貧，從而認定滿清絕對不是甚麼大國，只要派一支艦隊，即可直搗帝京，這個「夢想」，四十年後終以鴉片貿易戰爭實現。
中國的史觀，一七九三年無別事可記，亦無他人可表，無非亁隆與馬嘎爾尼之會。但在歐洲，一七九三年可不得了：法王路易十六處決，法國共和政體建立恐怖專政，海峽兩岸，風流人物輩出，英國首相辟特，是史上最年輕的領袖，正聯同他的好友韋柏福（WilliamWilberforce）推動廢除黑奴的法案，愛爾蘭思想家伯克（EdmundBurke）支持英國向法國革命政權開戰，但同時又警醒英國政府：如果王權不受制約，英國必步法國流血革命的後塵。伯克支持美國獨立，本來就得罪了英王，但他取態中庸，既反對法國的激進，也要求英國改革，特別抨擊東印度公司在海外的掠奪與腐敗。
英國的保守黨並不真正封閉保守，後來還產生了彭定康這類自由派人物，得力於伯克的開山思想。一七九三年，伯克對法國大革命的批判預言得到證實，拿破崙在革命軍中初露頭角，這一年對中國幾乎無事可記，但對世界，卻是時代轉變的關頭。
一七九三年為一個自由豐盛的十九世紀揭開了序幕：就像地鐵和九鐵滙聚的九龍塘站，這一點接駁的不僅是羅湖，還通向廣州和另一片廣闊的大陸。莫扎特剛逝世，貝多芬承接了天才的靈感，英國的浪漫主義詩歌開始發芽，叛逆的拜倫和雪萊正在孕育，十九世紀還催生了蕭邦和柴可夫斯基，還有印象派的美術新潮。
但中國卻處於停滯的時期，歐洲已經處於人文薈萃的盛世，中國有一位詩人龔自珍，眼見他身處的國家，連一個像樣的人物也沒有，寫下了兩句詩：「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
經過一百五十年，中國的人才經歷激進的政治清洗、汰精存蕪的逆向淘汰，龔自珍之後不久，曾國藩就是人才，但受朝廷制度的局限，發揮有限。李鴻章和左宗棠也未嘗不是人才，因受制於慈禧，也一樣鬱鬱而終。今天的中國人早已適應了「中華無人」的人才真空狀態。
有許多「領導人」，也有許多科技的「專家」，卻沒有多少時代的人才，或許也有，但因為權力的氾濫，制度的不公，都遺落深藏在民間默默而歿。
或許因為這種慣性，中國東莞的企業才覺得貝理雅一夕剪綵，是難得請到的人才。東莞的有關人士，也不能說是沒有眼光，他們深明這幾百萬，不必花在本國任何一位現存的「老革命家」身上，只有英國的貝理雅值這個天價，即使他在英國二百年來只是第三流的人物，他的書生氣太重，還不算是優秀的領袖，但只要中國的女人覺得「貝哥真帥」就夠了。貝理雅來東莞，路經香港，已不必就甚麼普選問題發表甚麼「外國勢力」的講話，他只是來大陸的一名淘金客，他的取態是對的。五十萬英鎊、一幢他不敢接受的房子，加一句「貝理雅真帥」，表盡了一百五十年來中國所謂「現代化」的功過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