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蔭權參加鳥籠式的特首選舉，自許「做好這份工」，低調而務實，香港人縱然不受落也應該習慣。臺灣人聽來，總覺得這個口號太沒有氣勢，太沒有學問了。香港人尊重「專業人士」，臺灣人動不動高舉「知識分子」的招牌。
香港承襲西方的專業精神，按照明確的規矩辦事，講求高效率，也就是做好這份工。政府機構和私營企業辦事清楚利落，不作興喊什麼華麗的口號。港英長年在殖民地培養幹練的行政技術官僚。「政務官」只管事務，不問政策；政策聽命於倫敦，官僚只須照着執行就行。倫敦不必他們想政策，也不要他們想政策。回歸以後，北京暫時讓特區政府自己動點大腦，豈料事情給董建華一想就糟，方寸亂得一塌糊塗，既無宏觀戰略，做事也朝三暮四。經過五十萬人上街怒吼以後，北京亁脆收回政策權，還是回頭起用這幫「港英餘孽」照章辦事算了。
臺灣有讀書人的傳統，或嚮往士大夫的風骨嶙峋，或效法西方知識界的執義精神，對國事的風聲雨聲充滿使命感。我聽過黨外大老康寧祥慨嘆，如果沒有胡佛教授，黨外運動可能隨時夭折。胡佛不過是一個前仆後繼的符號，沒有一個政治運動是靠個人的。從五十到八十年代，一批批老中青自由派知識分子再接再厲，啓廸民智，捍衞民主理想，委婉批評權威當局，為萌芽的黨外運動提供合理的辯護，的確寫下動人的歷史篇章。無奈民主「轉進」再三，無恥政客輪流做莊，操弄議題，知識分子空前挫折而撕裂。臺灣亟須發起「新公民運動」，才能端正方向，重尋民主價值，凝聚社會共識。
記得一九七一年臺灣被迫退出聯合國，其境遇直如喪家之犬，整個社會陷入「亞細亞孤兒」的悲情。國民黨政府買下《紐約時報》全版廣告，宣稱Taiwaniswellandalive，附上全體閣員照片，其中獲得美國博士的比例赫然冠全球，企圖因此突顯臺美割捨不斷的關係。這些PhD長於抽象理論，短於動手實踐，何況趨炎附勢者成天昧着良心胡謅，整體行政效率總嫌邋遢延宕。在利害的香港高談知識分子的抱負要遭人恥笑，在迂闊的臺灣倒需要提倡低調的專業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