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任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女士前天公佈參選政綱時除了詳細解說對二○一二雙普選的堅持，除了對高官問責制提出嚴厲批評外，她也談到一些觀察及感想。陳太說，最令她擔心的不是選舉的選情，而是從政府高層、政黨要人到很多受過高深教育的人都不肯為香港的核心價值或本身的理念積極爭取。以自由黨主席田北俊先生因地鐵行政總裁周松崗先生提名他人參選區議會而威嚇周先生的事件為例，一再標榜堅持選舉要公開公平公正的特區政府對這種公然干擾選舉公平的行為竟然毫無反應，負責的官員連提出關注也沒有，更不要說批評田先生或捍衞選舉制度了。
另一方面，陳太宣佈參與立法會港島區補選及表明盡力推動二○一二雙普選後，商界人士固然對她避之則吉，她的一些多年好友更突然棄她而去，改為支持她的對手。這樣的情況也令陳太深深感到，即使是大商家、企業高層人員以至社會精英對中國政府、特首及特區政府都有太多顧忌，並會因為擔心開罪中國政府、特首或政府而不敢堅持本身的立場，而不敢為自己的理念挺身而出。
陳太道出這番憂慮當然是她的切膚之痛。可從近幾天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李柱銘先生被圍攻、被扣上「漢奸」帽子事件看來，不但陳太會有這樣憂慮，整體社會也該有同樣擔憂。
正如本報及《華爾街日報》一再指出，李柱銘先生在《華爾街日報》發表的文章由始至終都沒有要求其他國家杯葛北京奧運，李先生只是要求國際社會、各國領袖藉奧運這個機會促使中國政府改善人權。偏偏從特區政府高官到重要政黨領袖到人大常委到一些重要的輿論領袖卻罔顧文章的內容，罔顧事實，只為了討好中國政府而肆意抹黑李先生，有的更把他說成是甚麼「漢奸」、甚麼「民族罪人」。這種文革式的批判，這種不講事實只求抹黑他人的做法顯然在損害多元言論的空間，顯然是在破壞香港的核心價值。
除了蠻不講理、蓄意抹黑的風氣令人憂慮外；還有一些學者及意見領袖，他們不僅沒有盡力澄清事實，沒有澄清誤解，反而另外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批評李先生，彷彿他真的「罪有應得」；例如指他缺乏政治智慧，例如指文章發表的timing欠佳及太敏感，例如指他不應把文章弄到外國傳媒發表。可是，李柱銘先生不過如實說出中國的人權問題，不過如實反映很多中國人及香港人希望中國人權可以改善的想法而已，並沒有加鹽加醋，更沒有提出任何激烈行動。若果李先生說老實話、真話是缺乏政治智慧，那他是不是該說假話、謊話來討好當權者呢？那是不是說假話、謊話才是有政治智慧呢？
所謂timing欠佳也是不成理由的批評。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專權國家來說，人權從來是個敏感的議題，是個它不想談、不敢談的問題。不管是奧運前、奧運後、奧運期間，中國政府都不願面對有關批評，都不想正視自己人權紀錄欠佳的事實。既然任何時間、任何timing都將令中國政府不滿，都難免令中國政府不快，李先生在○七年十月發表文章要求國際社會促使中國改善人權跟○九年十月發表有甚麼分別呢？有甚麼timing的問題呢？更何況一些發動杯葛北京奧運的團體正積極游說各國政府及運動員不要參加○八年奧運，要抗衡這股杯葛力量，要把杯葛的影響減至最低，李柱銘先生當然不應再等，當然應當盡快表達不同意杯葛北京奧運的看法了。
至於說李先生不應在外國傳媒發表文章更是荒謬。要引起國際社會關注及討論，李先生自然有需要選擇一些有國際影響力的傳媒工具，《華爾街日報》正是其中的表表者。當然，若果內地傳媒願意討論人權狀況，願意討論奧運與人權問題，李柱銘先生及其他關注中國人權狀況的人的確不必再在海外傳媒撰文，的確可集中力氣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發表文章，跟內地同胞一起探討如何改善中國的人權狀況。只可惜，中國政府是絕不容許人民自由在《人民日報》討論人權問題的，中國政府是絕不容許人民包括香港市民在《光明日報》討論如何改善中國人權狀況的。面對這樣的限制，李先生除了在海外傳媒發聲關注中國人權問題外還有甚麼選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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