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柱銘上周在《華爾街日報》的一篇文章，招來親中政團民建聯、工聯會議員爆發如大陸憤青般的愛國主義非理性亢奮，並為胡錦濤講的「外部勢力干預香港」，找到對號入座「突破點」，曾鈺成說中國領導人的講話「並非無的放矢」；譚耀宗表示對李柱銘的言論「好氣憤」；工聯會的王國興說李的做法有如引清兵入關的吳三桂。左派群眾也被發動，在立法會前舉牌向李柱銘抗議。
如果只是看電視新聞報道，你會覺得李柱銘做了甚麼大逆不道的事。但如果你讀一下李柱銘在《華爾街日報》的文章（昨天本報論壇版全文譯載），你就會發現這些左派議員與群眾所指摘的，與李柱銘文章所講的，根本是兩回事。
李的文章提到，美國和其他地方有不少人提出杯葛北京奧運，但他作為一個中國人，「促請他們要以正面的心態去看待奧運對中國的影響」，他「希望這次奧運機遇可以在中國，無論對國內發展抑或外交政策，均帶來催化效應；也希望在奧運會之後，全體中國人的集體回憶，除了是中國人將贏得的獎牌，更有因為今次盛事而造就的人權及政治改革，那亦將會是今次奧運最值得歡呼喝采的事。」
文章主要是促請布殊利用奧運的時機促進中國在人權方面，作出改善。全文提到香港的只有一句，指「香港出現了幾近完全癱瘓的政治發展，已被許下的全面民主進程也落實不到」。李文並沒有邀請布殊直接介入香港的政治命題。
將奧運聯繫到中國的人權與政治改革，是不是等於將純粹的體育競技「政治化」呢？
香港的左派認為「是」，一些只會仰仗北京鼻息的人也認為李柱銘的說法「不智」。但北京卻不是這麼說的。二○○一年北京申辦奧運的陳述中曾表示，奧運將極大地促進中國人權事業發展。就在上周的十月十九日，北京奧組委執行副主席劉敬民，出席中共十七大記者會時說，在奧運會籌辦過程中，「人民的民主權利和人權得到有力地促進與發展。」
可見，舉辦奧運與促進中國人權，是連中共當局都認為是相關的。若沒有奧運，中共也不會從今年一月一日開始，容許外國記者在大陸自由採訪。
國際間一直希望中國政府能抓緊舉辦奧運的契機，改善中國人權狀況。中共當局也努力想在環境、新聞自由、對弱勢民眾的支援方面，同國際社會接軌，使中國符合奧運所揭櫫的人權與機會平等的目標。只是限於中國的專權政治格局未變，因此雖已「有力地促進」，卻距離國際社會的期盼仍遠。就以新聞自由來說，「無疆界記者組織」剛在十月十六日發佈169個國家的年度新聞自由調查報告，中國雖已於今年開放外國記者的自由採訪，但排名仍是第163名，即倒數第七。該組織說，「距離北京奧運不到一年，當局承諾的改革，以及釋放遭到監禁的記者，似乎成為妄想。」
在中國財大氣粗、以及國際政治亟需中國合作的情勢下，國際人權組織要杯葛北京奧運，根本不可能。但在國際媒體發聲，期望國際有力人士（比如美國總統）對中國發揮影響，以改善中國人權，至少是出自非功利的良知吧。畢竟中國改善人權，也有利於香港發展民主。李柱銘也許不識時務，但應不是中共斷然不能忍受的。因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也只是輕描淡寫地說，「這樣做是沒有道理，亦不會取得任何結果」，而沒有如香港左派的「憤怒中年」指為「吳三桂」。
指李柱銘是吳三桂的人，恐怕真要進修一下「國民教育」。吳三桂者，明末時被崇禎帝任為總兵、平西伯。李自成攻陷北京，吳三桂才引清兵入關。他本身握明朝的兵權，這樣才有本錢當漢奸。像李柱銘這個的北京當局的「拒絕往來戶」，又如何有資格當吳三桂呢？大不了是在報上寫寫文章，在香港立法會發發議論吧了。有本錢當吳三桂的人，切勿把沒本錢的人稱之為吳三桂啦。這是讓人笑破肚子的大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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