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譯書業蓬勃，但吞進的多，吐出的少。美英出版社邀我撰寫東亞媒介的書，可惜我不諳日文，日本媒介的中英文獻少而膚淺，我藏拙猶恐不及，連寫百科全書的欄目都推辭了。譯書重要。中國近十年急起直追，書愈譯愈快愈多，但往往錯誤百出，不忍卒讀。
從前美國社會科學博士學位規定要考外文。隨着學界加速專業化與技術化，天真狹隘的實證主義當道，路徑愈走愈窄，出現許多elaboratestudiesofnothing，外文能力於是變得無關宏旨。有學生取巧，英譯西班牙文統計書的章節，蒙混過關，到頭來還是「文盲」。美國背靠世界最大的學術市場，篤信「美國例外論」，自以為鶴立雞群，獨佔鰲頭，與眾不同，高人一等。其實美國學術向中間靠攏的壓力大，雖開放而不多元。
美國人的外文普遍烏烏鴉。他們在地球的中心，以為好著作遲早會譯為英文，雖然那可能是原著問世很久以後的事。美國社會專騖實用，即胡適所提倡的「多談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不以社會理論見長。宏大理論通常由英國佬從巴黎左岸和德國引進加工，再外銷到美國口岸。老英常笑誰又發現一個老法或老德，老美根本覺得這類書可看可不看。
暑假我到法國盤桓一陣。DK版旅遊指南劈頭就道：「法國人相信他們的生活方式最好，他們的國家是地球上最文明的。」法國酒菜一級棒不用說，文學藝術電影建築也獨一無二，老法連度假都喜歡在國內。難道是「法國例外論」的心理作祟，法國學者講的英語那麼蹩腳？難得聽A.Martellart在學術會議上批評法國學術圈封閉，輸出的思想比輸入的多（恰與日本迥異其趣）；他說，英國文化研究原先受到法德義思想的滋養，如今長成生命旺盛的支系，法國學界卻不引介，不接觸，不對話。
他是激進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者，對美國主流學術嗤之以鼻，抨擊西方跨國公司不遺餘力。七十年代他串聯到阿燕德的智利執教，寫了《如何閱讀唐小鴨？》一書，企圖解讀（解毒）廸斯尼的資本主義文化侵略，有趣而富爭議。後來智利右派反動勢力在美國中情局的羽翼下發動政變，他就被迫回巴黎老家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