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會不會蛻變成極端，令政府「無法管治」？連日引發的討論，提升社會的品味，是一件有趣的事。
民主確實有時會誘發極端的惡果，但往往不因為民主本身，而是因為實行民主的那個地方，「國情」出了問題。今天的俄國，總統由普選產生，但一個「民主」的總統，當權之後卻扼殺新聞和言論，政府刺殺記者，俄國的選民，卻一面倒支持普京。
因為俄國今天的「民主」，仍然受到前帝俄和蘇共遺傳的病毒感染。許多俄國人懷念史達林時代的強人統治，覺得在前蘇聯時代，以俄羅斯為尊，車臣和其他「加盟共和國」，維持一個超級大國的版圖，在世界上相當風光。在他們殘留的記憶裏，沙皇時代的俄國，一度在歐洲崛起，與日本打過一仗，如果不是遭到英國和歐洲的敵視，俄國一早就雄霸世界了。俄國的「民主」，反而選出普京這個自由之敵，政府貪污，地下資金外流，貧富懸殊，社會沒有公義，俄國的「民主」不健全，缺少新聞和言論的「第四權」監督，其過不在「民主」，在於俄國人服用了帝俄和列寧的鴉片海洛英之後，毒入骨髓，雖然經歷了蘇聯的解體，但毒癮還沒有戒除。俄國在歷史上走錯了第一步，病入基因，以後即使要推展甚麼民主改革，也很難步入文明國家之林。這種國家，獨裁的時候固然威脅世界，即使「民主」了，也為國際帶來麻煩。
百年以來，除了日治時代，香港經歷過的「無法管治」的極端時期，都與民主無關。一九五六年，九龍李鄭屋邨爆發的國民黨忠貞人士暴動，是大陸內戰禍及的延續。一九六七年新蒲崗爆發的親中陣營暴動，是「愛國」情緒發展到極端的盲目行為。兩場暴動得到平息，反而是當時的香港大多數民意支持殖民地政府鎮壓，雖然沒有投票，但民意的取向很清楚，說明香港的民主潛質，可能因為英國管治的影響，相當理性。
民主沒有理性的制約，本身就很脆弱。一個國家的人民有沒有理性，卻由本身的傳統文化決定。六十年代的伊朗，企圖施行市場經濟，受到國內極端伊斯蘭分子的抗拒。政府想把土地從清真寺的僧侶手上收回來，推行土地改革的公投。一個名叫高美尼的教長，譴責伊朗王室違反伊斯蘭教義，他後來流亡國外，繼續用卡式錄音帶宣揚政見：他主張伊朗倒退回十七世紀的原狀，反抗美國與王室巴列維的結盟，煽動油井罷工，平民革命。一九七九年，革命成功，王室垮台，高美尼的民望如日中天，但伊朗倒退回中世紀。
一個國家如果背負着極端的歷史文化包袱，即使民主普選，不但不一定進步，反而是新災難的開始。在「摸索」民主的過程中，也許會慢慢學習成熟，但這個過程很漫長，令本國無數無辜平民犧牲，不是今天鬥爭這一小撮，就是明天迫害那一大片，不斷為自己製造悲劇，對於這種民族的癲癇症，世界其他國家愛莫能助，在關鍵時刻只能採取有力的措施，防止其極端思想以「世界革命」的形式對外輸出。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革命政府審訊國王，歐洲其他君主國家，恐懼法國的共和思想蔓延，向法國邊境集結重兵。法國在圍堵之下，手段更趨極端，不但處死國王，還把所有貴族和同情王室的平民處死，形成一個恐怖時代。
英國在國際引以為傲，因為英國沒有經歷過流血革命，不斷以和平改良的方式完善民主。英語教育着重邏輯訓練，宗教和科學互相制衡，信仰不至於癡迷，理性也不至於冷酷。二十世紀是極端的百年，連德國這樣的哲學之鄉，竟然也孕育全民瘋狂的納粹思潮。法國和德國的病例，令英國人自豪而自警：治國和生活，不崇尚假大空的熱血理想，英國人雖然被拿破崙嘲笑為「雜貨店主的國家」，對賬目斤斤計較，但同時也發明了最成熟的三權分立的民主制度。
東方的許多國家沒有這樣的幸運。它們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出現極端的慘禍，都不是民主的結果，而是傳統的包袱太重，基因的病毒太深，不是學藝不精，就是走火入魔。中國的太平天國暴亂，因為鴉片戰爭後接觸了基督教思想，但模仿得不倫不類，變成農民加黑社會的暴政。日本的軍國主義，也是學習英國的君主立憲未精，忠君愛國的日本武士精神走到極端引發的災難。日本患了一場麻疹，可幸從此脫胎換骨，其鄰國則沾惹了歐洲西方的末流馬列主義，命運悲慘得多。
亞洲許多國家的制度，學了西方的議會民主，依然很貧窮，貧窮的原因卻是固有印度教義和種姓制度，印度教不注重現世的物慾享受，認定世間萬物，由創造到毀滅，是一個輪迴的自然過程。種姓制度令赤貧的人甘心認命，沒有反抗和改變現狀的意志，這些都不是議會民主本身的錯。
曾蔭權先生開啓了一個很新鮮的社會課題，可供香港人熱烈討論。凡事都有第一步，學游泳的時候，必定會嗆幾口水，但因為怕嗆水，就永遠學不了泳術，沒有一個教練可以事先保證，不必嗆水，就可以成為奧運的游泳選手。正如一個癮君子，如果立志戒毒，戒毒所的醫護人員給他一杯美沙酮，也不能保證他在戒毒的過程中不眼淚鼻涕地蒙受刮骨的陣痛。如果怕痛，為甚麼當初走錯了第一步呢？
如果怕痛，不如退一步，繼續自我陶醉，回到當初那個醬缸，圍坐在一起，繼續空談好了。此所以曾蔭權先生不經意地提出了一個很值得香港人談論的話題，如果令人覺得，除了追探肥肥的病情，還有更多值得探討的東西，這就是特首的「文革論」的香港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