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隔些日子發生一起精神病人製造的倫常慘案，我們大約不會知道，在香港，精神病新症的門診排期長達一年半，以沙田李嘉誠精神科門診為例，新症排期至2009年5月，命短一點的，連見醫生一面的機會都等不到。有幸見到了醫生，也好不到哪兒去，一個醫生每小時要為十二個病人服務，分配給每一個病人的時間，不過是數分鐘而已。很難想像，在如此漫長的輪候期，病人的病情會不會加重，對社會會構成甚麼樣的威脅。在短短數分鐘的時間內，醫生要完成問診、斷症、處方等多個步驟，斷錯症或斷漏症的機率又高不高呢？即使有幸入院醫治，由於精神病院的病床不斷減少，部份病人未完全康復也得出院回家。
想起那道著名的難題：「如果我和你媽媽同時掉下水，你先救誰？」這問題由女人問男人，不免失之矯情；如果同樣的問題問母親，則變得殘酷了：「兩個孩子掉下水，你救哪一個？」無奈的是，現實生活中，我們常常被迫做選擇題，有限的醫療資源，究竟用在哪兒較好？應該用來醫治在醫學上有救治價值的病人呢？還是無救治價值的病人？以精神分裂症為例，它跟急性病不一樣，病人無法完全康復，一生倚賴藥物，而藥物不能消除疾病，只是預防疾病發作。病人一生與疾病為伴，每發作一次，發作周期更長，而兩次發作期的間隔時間則愈短。能夠想像，精神病人消耗的醫療資源相當龐大。可是，縮減資源，讓病人長時間輪候，或者把未康復的病人趕回家中，我們付出的成本代價同樣巨大，發作期的病人不但傷害自己，也禍及旁人。在醫療資源無法增加的情況下，我們可以怎麼辦呢？醫療融資可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