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爆發後，家父離開香港，到桂林參加抗日救國活動。太平洋戰爭前，因在港無生計，母親帶着我與姊姊，遷往淪陷區的上海。其後父親因顧念家人，就做了抗戰「逃兵」，潛回上海。童年時代，模糊記得闔家去南京住了兩年，家父似得到一位汪政權高官照顧。後來又全家遷回上海，父親不知做什麼買賣，發了點財。抗戰勝利前一年，忽被告知日軍警備部要來抓他，於是他連夜逃走。母親帶着我姊弟倆隔一天也乘船逃離上海，到安徽屯溪的國府統治區（當時簡稱「國統區」）。
這是對我一生頗有影響的童年記憶。父親曾參加抗日，後跟漢奸有來往，再後又被當作抗日份子追緝。而就我所知，他離開桂林到上海，及以後的轉折，都不外是為自己與家人的生存。但在那樣的日子裏，一個小老百姓恐也難免與偽政權發生點關係。父親接觸的是高官，窮百姓也會接觸偽警察。但高官又能幫什麼忙，到頭來他與家人還是得逃亡。
童年時見到的南京、上海淪陷區並不凌亂，倒是秩序井然，老百姓的生活也還可以。最恐懼的不是日軍打人、抓人（那是極少數人的遭遇），而是美軍空襲。警報長號響起，全市就要關燈。《色，戒》中的淪陷區沒有這種景象。
倒是在逃離上海，前往國統區途中，才見到一些恐怖現象：軍容不整的國軍，沿途流離的難民，滿地的餓殍……在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中的重慶國統區，還反映高官的腐朽。
四九年後，父親靠近愛國左派。在內地政治運動中，卻有刊物指他是「漢奸」、「國民黨特務」。但我知道，在複雜的社會，人的社會關係也是複雜的。父親只是政治的邊緣人。其實，易先生也不算是政治要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