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體會到「一國兩制」的內外有別。國際媒介與傳播研究學會（IAMCR）開五十周年年會，按地區貧富收會費，香港三百歐元，中國減半。歐洲學術貴族打着「劫富濟貧」的旗幟，明的暗的都與美國的「國際傳播學會」爭鋒，但這樣獅子大開口，可為難了美國多數叫窮的文科教授。
IAMCR當初是美國的影響圈，冷戰中期變成歐洲馬克思主義學者的意理陣地。他們不是動輒高唱公平，自命為第三世界的弱者發言，鮮明挑戰美國的文化霸權和傳播秩序嗎？英國學者JamesHalloran於一九七二年當選會長，接着捨我其誰，一口氣做了十六年，沒有改選過。繼任的荷蘭人想援例當仁不讓，惹得覬覦其位的副會長伊朗裔美籍教授強烈不滿。一九九二年爆發了一場口水戰，兩人隔着大西洋在電郵上空（剛剛開始普及）刀光劍影，國際無間道，傷痕累累。我們邊看熱鬧邊搖頭。
他們由冷戰轉熱戰，我毫不吃驚。那年年初我們十人應邀參加首爾（時稱漢城）大學的國際會議，兩人已暗潮洶湧了。荷蘭人正是IAMCR會長，他出自牧師和律師家庭，辯才無礙，英語帶有牛津口音，遣詞用字講究。以前讀他的著作，總嫌其立論大，證據空疏，遠不如這次聽他演講精彩。會議全程他每每自動站起來，代表所有應邀的學者致詞。我對他的演講技巧本來頗為着迷，但聽到第五次漸感不耐：他獨攬發言權，為何不讓其他資深的英國、日本、俄羅斯學者講幾句？果不其然，杯盤狼藉，一杯酒在手，伊美教授再也忍不住，出言譏諷「歐洲人的傲慢」。
今年的年會許多歐洲人用英語痛擊「英文沙文主義」。英文是國際學術身份的護照，這在美國的學會是沒有討論餘地的；巴黎象徵了歐洲人對美國的愛恨情結。此會從主題到氣氛都沒有美國味，討論許多宏大而有趣的問題，但組織鬆鬆懈懈，不知是否暗合外人對法國的刻板印象？為了政治正確，大會載我們去戒備森嚴而古色典雅的索邦大學禮堂，聽無籍籍之名的亞洲學者念一篇懨懨然的講稿。飢腸轆轆，只好中途退席，別辜負巴黎，還是去吃頓佳肴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