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痛恨我們享有的自由。」九一一襲擊後不久，喬治布殊在國會如是說。然而在反恐戰爭期間，美國等一眾西方民主國家，有沒有好好捍衞國內珍貴的自由權利？
《經濟學人》本周起陸續發表的文章顯示，過去六年來，即使那些自視為自由旗手的國家，公民自由也日漸遭侵蝕。例如任意拘捕、不審訊而無限期拘留、非常規「引渡」、暫緩人身保護令、甚至酷刑這些行徑，誰想到竟會在西方國家發生？
各國均強調，非常時期才採用非常手段。他們要應付的新敵人，在暗處伺機而動，不惜動用生化及核子武器。新形勢下，傳統的規矩和自由已不合時宜。況且，國際人權法不是也容許「在國家存亡受威脅的緊急情況下」，政府可暫時限制某些自由嗎？
這套說法很有說服力。其實這類說法看來總是很有道理的。千百年來，政府都是以這些理由，為加強管制的權力辯護。二戰期間，民主國家的政府竊聽市民電話，禁制言論，以嚴刑套取情報。美國政府更拘留國內所有日裔美國公民。今天看來，此決定大錯特錯。
有些人認為，對付阿蓋達的反恐戰，跟二次世界大戰或美蘇陣營的冷戰相似。不過，第一項類比並不正確；而第二項類比背後的道理，也跟他們的設想不同。
像二次大戰那類激烈的全面戰爭，不會延續數十年。因此，戰時對公民自由的限制為期甚短。美蘇的冷戰曠日持久，沒有人知道何時何日方了（持續了四十年之久）；故民主國家大致上保持其社會形態，沒有因為冷戰而大幅收緊公民自由。這是聰明的決定：一來西方的國民，得以在冷戰期間得享充份的自由；更重要的是，西方社會的自由成為對抗極權國家的強大武器。
假如反恐真是一場戰爭的話，它跟冷戰相似──那是一場持續數十年的戰爭。民主國家雖然面對真實的威脅，但若在所有情況下，公民自由都讓位於國防安全的考慮，只會使西方文明社會的現況及理想，一步步遭到侵蝕。
自由主義者為爭取公民自由，有時聲稱，那些可惡的監控措施對反恐戰於事無補。《經濟學人》服膺自由主義，但不同意這說法。我們同意，假如讓秘密警察跟蹤公民，拘留而不審訊，或以嚴刑套取情報，執法部門會較容易搗破恐怖襲擊。不採用這些手法，相當於自縛單手跟恐怖主義作戰──但這種做法，卻是民主社會對抗恐怖主義的正途。
酷刑大概是最極端的例子。例如你拘捕了一名恐怖分子，他知道一枚計時核彈的所在。你要怎樣做？按正常道理，為拯救千百萬人的生命，你應該以酷刑對待一個人，你也打算那樣做對吧？但那是設想出來的兩難。在現實世界，警方通常不確定他們嚴刑迫供的那些人（不是一個人），究竟是否知道襲擊計劃，多少人生命受威脅。唯一確定的是，這個計時炸彈的例子成為一道滑坡，使國家時刻有權以公眾安全的理由，踐踏某個人──亦即所有公民──辛苦爭取得來的權利。
人權是文明社會的重要部份。懷疑恐怖分子犯案前將他們拘留（下一步是懷疑殺人犯、強姦犯和孌童犯嗎？），也許使社會更安全。政府現在以反恐為名而無所不用其極，也許能搗破數十宗陰謀，挽救幾千人生命。為捍衞自由而棄用這些手段，也許會很多人遭殃，但那是沒辦法中的辦法。
TheEconomistNewspaperLimited,London,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