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匡先生寫您，非常精采。」徒弟說。
我笑了：「那些高帽，比法國名廚的更厲害。謝謝他老人家了。」
「他那麼久不寫了，代你這一個月，感不感到辛苦？」
「他的很多訪問，還是汪曼玲的寫得最達意，他在《明報週刊》說過：我寫七篇稿只花兩個小時，就算再寫七篇也容易。」
「您呢？休息了一個月，再寫有沒有困難？」
「有。」我正色地說：「你沒打電話來以前我已經在準備，一個題目，換了三種方式去寫，還是不滿意，稿紙撕了又撕。有兩種人我最佩服；一是像倪匡兄，思想離奇古怪，書看得多，記憶力又好，引經據典一點問題也沒有，當然一下筆就閒閒地一兩萬字。」
「另一種呢？」
「另一種像已故的朋友謝家孝，抓到任何題材都能源源本本說個不停，就算和人家聊天，也只有他一個人說的。大家沒趣走了，他還在那裏自言自語。這兩種人都是天生的寫作人，從來沒有憂愁過文字是怎麼產生的。」
「您寫過，倪匡先生不只是您的朋友，又是老師。」
「是呀，我做人能夠豁達，也是他教出來的。」
「這話怎說？舉個例子。」
「有次去三藩市找他，住了一晚，第二天趕着走。一大早，的士來到門口，只有倪太起身，她說倪匡那傢伙也真的太沒意思了，明知你是專程從墨西哥飛下來探我們的，現在要走，他還呼呼大睡，真不夠朋友，你說是不是？」
「那您怎麼回答她？」
「我說是朋友的話，不在乎這些；在乎的，不是朋友。」【師徒對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