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並不是一種『文類』，不是一棵樹諸多枝幹裏的一支。如果不承認小說有自己的靈感繆斯，那麼就永遠無法理解小說，如果不能將小說視為一門獨立藝術，那也一樣。」昆德拉在《簾幕》這麼說；他認為，令小說吐氣揚眉的是拉百雷和塞萬提斯。
當然，這只是一個洋人站在西方斷崖上看到的景致；我們在自己朝東的書房，另有一窗風月。
我們會想起施耐庵，想起蒲松齡和曹雪芹；拉百雷，就算再拉一百個響雷，中國人聞聲遠望，就望不見他對小說的當家作主，有過什麼貢獻。
昆德拉目光再遠大，也有一定的視野，他不可能超越這個「視野」，透視千里外雲遮霧掩的島嶼，即使島上有個巨人，用象腿粗的大筆在沙灘上寫了一部《紅樓夢》；因為距離和文化的氤氳，就算他有幸得睹奇書，單靠翻譯，也難以讀懂什麼叫「橫波入鬢」。
小說由「無可觀」的「瑣屑之言」，到成為一門「獨立藝術」，經歷了千百年；小說，是抬頭了，但要定一個明確的「抬頭日」，或者推舉一個「抬頭人」，卻不可能；就像所有的「定義」，純屬定義者的一得之見，或者一管之見。
「如果把生活比作水，詩是由水幻化而成的虹，那麼，小說就是蒸餾水。蒸餾水是純淨的水，但還是水。」馬振方說，他的《小說藝術論》認為小說的構成，有四種「規定性」：一、敘事性；二、虛構性；三、散文性；四、文字語言自足性。換言之，四性具備的，就是小說；這種說法，不詩意，但比較周密。
「小說，乃蒸餾的人生。」這是哈密爾頓的名言。人生，有好多雜質，你今天開摩托車撞樹，昨天義助左鄰王八痛打右舍癟三，就未必適宜融入一部講火星探險的小說；小說，是蒸餾的人生，也等於說，是去掉了雜質的人生。
小說，總有個主題；起碼，有個方向和目的，跟這個方向或者目的不符，顯得多餘和冗贅的筆墨，就是雜質。《「小說」是什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