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場前善意的公關小姐先打預防針：「真抱歉，這台《天鵝湖》沒有現場樂團伴奏。」我連忙表示不介意──不是客套的場面話，是真的。年輕時在三藩市看過瑪嘉露娃和雷里耶夫那場驚天動地的演出後，馬上找來一隻黑膠碟，日夜沉醉在柴可夫斯基的音樂裏。從住所附近的garagesale找到的二手貨──交易未必真的名副其實在車房進行，通常擺在行人道，非常草根的處理雜物方式，在環保成為潮流前自動自發的循環再生。大概是個陽光明媚的星期天下午吧，手挽手漫無目的穿街過巷，見有人擺了地攤，蹲下來翻檢，想不到竟然心想事成。
從來不知道演奏的是哪一個樂團，也不知道指揮姓什名誰，一心一意重播印在腦海的抵死纏綿。生死戀隨着旋律在薄空氣中演了又演，淒艷的白天鵝依偎在初相識的男子懷裏，故事尚未正式展開，先感應了命運的播弄。離開三藩市，那張唱片自然同時失去，自此每回看《天鵝湖》，序曲一奏起我就跌進惘惘的回憶，深切體會《半生緣》曼楨那一句：「世鈞，我們回不去了。」再好也不及有損傷的舊唱片好，每一聲刮花的劈嚦啪啦，都像留在生活的痕跡，有甜有苦，亦酸亦辣，因為都過去了，統統追不回來，再也沒有其他能夠取代它的位置。
這晚跳天鵝的是張劍，第一節雙人舞看得出神，眼睛漸漸潮濕。是啊，是這樣的，熟悉的氣味，熟悉的體溫，最愛最愛的一刻，仍然攬着花照水的自戀。從來都是小提琴照顧舞孃的速度，要多慢就多慢，一刻千金，拖得多長就多長，不怕握弓的手累得抽筋。播聲帶，變成舞孃遷就音樂，難為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