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通有無，便交易，利民商，既是大趨勢，也最能促進繁榮。港深之間更緊密的合作，本來並無不妥。
奈何，香港輿論對智經研究中心的《建構深港都會》，不置可否有之，甚至有視之為一廂情願的自彈自唱。當然，天馬行空，跳出框框去想未來，也無不妥，可是智經的這份文件，這裏一個世界城市，那兒一堆中國第一，暗地滲出背後作祟的自卑情意結。試問，以這種負面悲觀的潛台詞，加上經過了建華七年的慘痛教訓，香港人又如何去信服這個新超英趕美的大躍進？
就算撇開研究員在言詞間出賣了的負面心理狀態，這份建議書的思想，跟香港人的認知和價值，相距又何止十萬八千里？
香港人早於八十年代北上找商機，任何有大陸經驗的人都知道，融合不融合，機會還是誤會，永遠都是看大陸各級衙門的官老爺高興不高興，由上至下，有時國策主導，有時陽奉陰違，見風駛𢃇已經是大陸港商的謀生核心技能。智經的建議，被視為一廂情願，又可以怪誰？
主觀地從香港人的本位出發，最怕混亂，也不希望見到一直以來行之有效的香港制度被削弱。可是，撰寫這份建議書的研究員，給大家的答案是︰「……所謂『兩制』主要體現在基本的法律制度、意識形態以及基本的幣制和稅制等方面……必須認識到，『一國』是『一國兩制』的核心，過於強調『兩制』這一基本精神，不利於港深兩地的未來發展。」
又來一次國情教育，謝謝！還不夠嚇人嗎？建議書又提出︰「香港需要適當調整思維方式……『法律法規的完整性』需要堅持，但不是一成不變地、簡單僵化地堅持，香港最有價值的是香港的適應能力。」
對不起。香港相對大陸，最大的價值是對法治的堅持，對合約精神的尊重，對自由的保障；在這些大前提下，香港的經濟有活力，也能夠抵禦強大的衝擊。這份建議書本末倒置，難怪予人格格不入的感覺。
倘若誠如坊間所言般，智經研究中心屬特區政府的欽定智囊，那麼這份建議書也應該從香港本位出發。雖然這麼說又會被視為「過於強調兩制」，不過客觀的現實是，從來都沒有人質疑過一國的大原則，問題是兩制的界線不斷被推後，是智經的精英太過忽略兩制的保存。
此等一國和兩制孰先孰後的爭辯，香港人看得多了，也不難明白所為何事！
當然，這份建議書中就金融業合作的論述，是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港深銀行合作，跟港滬、港京銀行合作，在今天的財經市場，操作上並無太大分別，但深圳的客觀條件，又怎能與上海相比？主張在深圳擴大人民幣和港幣跨境流通的說法，更明顯反映了撰文者有良好意願，卻缺乏深入了解。其他人才培訓、交易所分工甚麼的，都是主觀願望多於實際情況。
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城市和國家，都可以是香港的競爭對手，將目標定在紐約、東京和倫敦，也並無不可。但競爭不是鬥地大、鬥人多，而是鬥穩健、鬥自由、鬥活力。穩健有賴於制度，這是香港的強項。自由，見於拆牆鬆綁，這點香港要反省。
活力出自創業家精神，這點深圳卻甚為優勝，港深要融和，就應該在這三方面下功夫。反之，每每將競爭視為不是你輸便是我贏的零和遊戲，最終只會破壞良好的制度、引入架床叠屋的官僚掣肘、遏抑創業家的冒險精神，結果一加一連半桶水也沒有，何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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