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社會有沒有人才，間距着一點點時間，就看得清楚。
像十九世紀的歐洲，沒有第一流的巨匠，但天才的出產卻很豐富，音樂家有蕭邦、柴可夫斯基，後來的德彪西，小說家有雨果、巴爾扎克，畫家有印象派的一干名家，由莫奈、梵高到馬蒂斯。十九世紀巴黎，談吐有沙龍，往來無白丁，就像置身於清末北洋時代的北平，結識的是馬連良、譚富英、梅蘭芳、沈從文和老舍，做人多麼快樂。
十九世紀的歐洲，人才豐盛得很熱鬧，如果有一副攝影機，調動着長鏡頭，跳越着塞納河畔的許多家咖啡館和酒吧，杯觥交錯，香煙縈繞，在這一家，會看得見喬治桑和蕭邦在這一桌調情，福樓拜和繆塞坐在另一桌冷眼旁觀。攝影機吊到半空，越過一道牆壁，看見詩人波德萊爾在另一家酒吧裏吸着鴉片，與幾個批評家在講述文化圈的最新八卦。只巴黎一地已經如此喧嚷，且不說一海之隔的倫敦，還有小說家狄更斯、探險家達爾文，正在談論自由黨政府的興衰。
十九世紀歐洲的迷人之處，在於人才鼎盛的那種熱鬧──相比之下，以往的世代就很冷寂。十八世紀只有莫扎特和後來的貝多芬；十七世紀只有巴哈，十六世紀只有達芬奇和米開朗基羅，他們是第一流的人物，像天上的太陽，但太陽是獨行的，他們沒有同輩，也就是所謂Peers。
但是十九世紀不同。十九世紀的歐洲沒有炫目的太陽，卻有一片繁囂的星空。
如果有一具時光倒流機，讓人選擇一個百年的世紀，很久以前，我會選擇獨行太陽的年代，跟達芬奇做一個訪問，但現在，我比較喜歡回到繁星的夜空，即使無緣相識他們之中的任何一個，但做一個旁觀者，漫步穿梭於那許多酒吧和咖啡館之間，坐下來，偷聽鄰座的喬治桑和蕭邦的一夕情話，也是另一番情趣。
十九世紀的中國，沒有文藝大師，卻有許多治國人才：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鴻章，由道光到同治，是另一種才華的地圖。但詩人龔自珍還不滿意，仰天呼喊：「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不錯，比起同期的巴黎、維也納、柏林，東方是一片荒涼。
然而比起今日中國呢？NoComment。不錯，今天有許多人以為他們活在一個前所未有的「盛世」，讓他們高興一下也好，沒有讀過歷史，終究少兩分莫名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