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以為大學教授口才好；在講台上站了二十年，口才不可能不好。這是個美麗的誤會。教書人通常內向木訥，飽學之士多數筆頭好過口頭。連戰教授年輕時在台大上課，聽說是個催眠大師，逢到政壇末路卻在北大發表那場幾如絕響的演講，宋楚瑜和李敖東施效顰都失色多了。看到馬英九博士在電視上喊政治口號，手不敢舉太高，那麼生澀不自然，不像陳水扁律師把死的說成活的，不禁擔心政治是不是小馬哥的歸宿。
一般人以為象牙塔裏面只有思想唧唧叫，遠離惡質的政治紛擾。有人就有事，合稱「人事」，問題最麻煩。自從大學異化成商場和官場，再轉變成為工廠，那份寧靜致遠、優游從容的境界早已不見了。學堂和教堂爭權奪利，也觸目驚心，也可以很醜陋，因為它們牽涉的利益太微不足道了。商界賺不到錢就得走路，在學界鬥輸了，頂多面子難堪，卻打不破飯碗。一群動腦的，個個自我膨脹，湊在一起茶壺裏哪能不起風波？美國的學術政治大抵你不惹人，人不惹你；在東方，你不惹人，人惹你。有些西方之「橘」，過了國際換日線來到東方，就變質成了「枳」，越沒有本事越興風作浪。
一般人以為大學教授工時少，暑假長，輕鬆逍遙沒正經事幹。我定居美國中西部時，盛暑常與鄰居在後院燒烤，吃熱狗，喝啤酒，罵罵棒球投手連輸三場。有一回，某中學輔導員喝得醉醺醺，借酒裝瘋，垂詢我的工作量。我敬告他，暑假三個月無薪糧，平時每周教兩門課，但研究出版的壓力特別大，經常半夜驚醒徹夜寫作。他罵我做研究只利個人升遷加薪，對學生沒有實際利益；又說我應該每天上午教書，下午有空才做研究。我解釋研究型和教學型的大學性質不同，他聽不進去，我勸他向校長投訴以便消氣。
話說回來，我為何留做學術人？第一，教書只要口才思路清晰即可，不必學侯寶林的鼓簧之舌。第二，在商場、官場和工廠的夾縫中還覓得到喘息和發展的空間。第三，有興趣即可苦中作樂，樂在其中，甘之如飴。第四，沒本事做暴發戶、政客，不呆在學校還指望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