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書展正在熱熱鬧鬧地舉行。傳媒關於書展的報道，是一批名人、明星、偶像加入出書戰團，他們的簽名會吸引大批Fans支持。許多人擠進會場，講明「我想看星多些，沒甚麼想買」。賣的東西也不單是書，而是MP3、咕𠱸、T恤、明星照、環保袋……如雜賣場，應有盡有。
書展會場，少見法蘭克福書展的大量版權洽談活動；也少見台灣書展必備的來自世界各地的名作家演講。也許在水着女星賣寫真的書展會場，世界名作家也會被冷落一旁。書在香港已演變成一種時尚，而不是較深層次的文化。
書，在台灣，最近也成了話題。由於紀念解除戒嚴二十周年，不少人談到戒嚴時期的禁忌，其中之一就是警備總部對左翼書籍的查禁，若搜查到藏有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書，都是罪證。後來竟連韋伯（MaxWeber）的書也查扣了，因為他的名字是「馬克思．韋伯」。作家陳映真被捕時，偵訊人員質問他何以家中有馬克吐溫的書，並說「馬克吐溫是不是馬克思的弟弟？」被查禁的，還有五四以來的知名作家，如魯迅、巴金、茅盾、老舍、沈從文等的作品。
禁書的笑話很多，不過禁書對社會最大的影響，就是出現了一批閉門讀禁書的知識分子。他們今天都說當年偷偷買到禁書及私下閱讀時的快感。李敖說，「關着門下雨下雪的晚上讀禁書，是人生的一個樂趣。」越是禁書，越感珍貴，對書中內容也越是入腦。正是這種禁書效應，使台灣產生了一批左翼文化人，也孕育了一批以反映現實為主旨的鄉土作家。他們之中的一些人，受了禁書中的社會主義思想薰陶，如中魔咒，即使知道了他們所鍾愛的作家如老舍、巴金等在大陸的厄運，仍執迷「社會主義」不悟；更多人則由讀禁書啓蒙，最終走上爭取台灣民主以至獨立的政治道路。
中國大陸，在國民黨統治時代，也有過禁書的體驗。最有名的例子，是情治人員搜查到《馬氏文通》這部晚清馬建忠的語法著作，也認為與馬克思有關，舉為罪證。國民黨的禁書時代，實際上大有助於共產黨的發展。因為書越是禁，越是為讀書人所愛，結果引導大批知識分子，傾向當時聚結在西北一隅的紅色政權。在意識形態的爭奪中，中共利用了國民黨的禁書效應，擴展在全中國知識分子當中的影響力。其中影響最大的，要數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EdgarSnow1905-1972）訪問中共西北蘇區之後所寫的《紅星照耀中國》（RedStarOverChina）。這本書1937年在英國出了英文版，1938年中共由胡愈之主持繙譯，以不存在的「上海復社」名義繙譯出版，為逃避查禁，改名《西行漫記》。這部書出版，影響了整整一代的知識分子走向革命道路。當然，其後陝甘寧的民主政權，在奪得全國勝利後也不民主了，而整整一代的左翼知識分子也在大陸遭到悲慘命運。吊詭的是，今天的中共政權又重蹈國民黨時代的禁書之路。
筆者十歲時，在北京讀到1946年版的《西行漫記》，那種偷讀禁書的滋味，對於在戰爭中早熟心智的啓蒙，也真影響了一個人其後走的道路。
這種「白頭宮女話當年」的讀禁書往事，與新一代香港人談起來，恐怕在思想上與感覺上都很難接軌了。懷着像拜物教般的對書籍的虔誠，我們那一代的讀書人恐怕難以接受像餅亁罐一樣的新書封面，對出版一本書的鄭重心態，也不像新一代那麼稀鬆輕巧。這也許是我們那一代人的追不上時代的包袱。然而，講到較深層次的文化，講到對社會的深遠影響，講到對國族命運的關懷，講到人生的追求，講到對一個人的價值觀念的確立，筆者懷念的仍是閉門讀禁書的時代，而不欣賞以書籍為時尚活動的時代。
周一至周六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