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代的越劇觀眾，是不是只會看到像《千古情怨》和《趙氏孤兒》這樣的新戲？答案如果是肯定的，我惟有冒着被指責幸災樂禍的危險，開香檳慶祝自己生得早。
雖然老實說，生得起碼遲了一輩。越劇最火紅火綠的年代，在我懂得跑進戲院尋寶的時候已經過去了，所有劇種都被文革革掉了半條命，那一批開創門派的大老倌，大部份都過了藝術的高峰期。更幸運的見證者，迄今提起徐玉蘭王文娟六十年代初蒞港演出《紅樓夢》盛況，總還有一種着魔的表情，眉飛色舞的追憶，描述得再精彩也流於詞不達意，教人又羨又恨。而有幸在上海看過風華正茂的尹桂芳和袁雪芬的，亁脆可以歸類為人精，層次距離太遠，連妒忌都不敢。可是畢竟讓我趕上初綻的小百花，和一個叫趙志剛的男小生第一次在新光演出《何文秀》。《梁山伯與祝英台》、《碧玉簪》和《盤夫索夫》這些老戲的名字，八十年代依然經常在節目單上出現，畢春芳、戚雅仙和金采風青春不再，寶刀卻是不老的，踏上台板施展魔法，照舊令人茶飯不思。
一轉眼又過了二十年。越劇的生命向來旺盛，適應能力特強，這期間湧現的新戲不計其數，與文學作品惺惺相惜者有之，與社會近聞眉來眼去者有之，《孔乙己》和《王子復仇記》競放，沙士和網絡齊飛。趨勢越來越話劇化──我們有志氣的新一代戲劇家，似乎都迷信話劇是通向觀眾腸胃的捷徑，講多於唱不特已，還患上攤開手板高呼「天哪」的傳染病，事無大小不問鬼神問蒼天。天問派最顯赫的鼻祖大概是《祥林嫂》，但論肉麻當悲壯，莫過於新編的《趙氏孤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