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望》（《光陰的故事》其中一段）、《海灘的一天》、《青梅竹馬》、《恐怖份子》、《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獨立時代》、《麻將》、《一一》……楊德昌留下了一部短篇七部長片給我們。數着數着，原來十隻指頭不用全用上。
片量不多，但足以斷定楊德昌為近代華語電影最重要的導演之一。以上作品既代表了楊德昌（電影）的成長/發展，也標誌着台灣電影的新里程，見證了台灣社會的變遷，以及這些變遷對台灣人的衝擊。
一九四七年在上海出生的楊德昌，四九年遷到台北，由五十年代台灣光復初期到七、八十年代經濟起飛以至九十年代亞洲金融風暴，都一一經歷過。他電影中的時空都是現實中的台灣，也是他自己活過的年代、活過的世界。楊德昌一直與他的人物一同生活着，呼吸着。
他的電影叫人反思現代化、科技化、拜金主義對人性以至人際關係的影響。金錢掛帥，令人獨善其身。孤獨、迷惘、疏離、抑壓、鬱悶、空虛、恐懼、猜疑……楊德昌的電影人物難免陷於這些精神情緒。但悲劇不代表要抹煞希望，楊德昌曾說過：「拍悲劇是出自於關懷，是具有正面效果的。」
楊德昌電影世界的雛形
可以說，打從八二年的《指望》，就得見楊德昌電影的雛形。被喻為台灣新電影開山之作的《光陰的故事》，以五十至八十年代為背景，由四位新導演執導四段獨立的成長故事，而《指望》就是片中的第二段。楊德昌選了六十年代，拍攝一個十二歲少女在心理和生理上的變化，以及對將來充滿夢想與迷惘的矛盾感覺──封閉的日式房子、簡陋的家具、幽暗的街道，營造出壓抑、孤獨的感覺；單親媽媽、含苞待放的姊姊與處於青春期的女主角之間，那些有問沒答的對話，反映出家人關係疏離、各有各天地；電視上播放的越戰消息、姊姊拿着的披頭四唱片，道出國際關係與西方文化與台灣的發展唇齒相依、也慢慢地浸透入新一代的生命裏；還有少年人的夢想與焦慮、可即不可及的未來……等等的影像和意象，都貫穿了整部影片。
短短的二、三十分鐘，楊德昌盡顯其編、導、構圖、運鏡以及配樂的才能。而這些處理手法和命題都在楊德昌往後的電影繼續發揚光大。也從而可見，打從第一部電影，楊德昌已嘗試顛覆傳統的敘事方式，不依賴事件和情節推進故事，而是擅於運用電影語言（聲畫、運鏡、剪接）以及主角內心的變化而推進劇情，而非承襲風行於上一個年頭（七十年代）的瓊瑤式濫情文藝片，依賴架空的事件和情節來推進故事。《指望》早已被認為《光陰的故事》中最好的一段，楊德昌因此為台灣新電影踏出了重要的一步。
人物與時代一同起伏
《光陰的故事》推出翌年，楊德昌完成了首部長片《海灘的一天》，背景更貼近當時的台灣，敘事上也更具野心。鋼琴家青青（胡茵夢飾）和舊男友的妹妹林佳莉（張艾嘉飾）久別重逢，細說舊事，影片從而探討當代台灣女性在婚姻及事業上的問題。片中提供了相關的歷史及社會指涉，人物的成長與時代一同起伏。好像張艾嘉的角色林佳莉，成長於台灣光復初期（五十年代），以致她良久未能擺脫日本文化的支配；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台灣在世界政治舞台大受挫折，美國逐步放棄對台灣的支持，聯合國更於七一年讓台灣退出，翌年日本承認中共，令台灣陷入孤立的國際局面，楊德昌在戲中安排這個時期的林佳莉（中學時代）對專橫的父權作出反抗，離家出走；七十年代到了八十年代經濟起飛，林佳莉與丈夫突然富起來，卻陷入婚姻危機，後來丈夫甚至失蹤，令她變成一個像是完美卻又空虛的中產家庭主婦。
更叫人欣賞的是，楊德昌一開始已非常重視女性的處境和論述，不但切入女性自身的問題，也給予他電影中的女性人物有自主和自我探索的權利。在他電影之中，女性都獨當一面。譬如《光陰的故事》裏的兩姊妹、《海灘的一天》裏的青青和林佳莉、《青梅竹馬》裏的阿貞、《恐怖份子》裏的周郁芬、《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裏的小明、《獨立時代》裏的琪琪和Molly、《麻將》的Marthe，以至《一一》對都會發展與女性地位的思考。
由《海灘的一天》起，楊德昌的電影開始建築於多個人物的複雜感情關係，也傾向於多線敘事，並透過男男女女的感情事，論述他的台灣事台灣情台灣人。
篇幅所限，只選了香港人較少有機會看到的《指望》及《海灘的一天》略說一二。期待有一天在影院再見楊德昌的電影，再次感受十多年前《牯嶺街》、《恐怖份子》給我們的震撼。
撰文：內野Est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