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看電郵題目是「楊德昌」三個字，我就知道不妙。屬豬，才五十九歲，這樣年輕就走了。最令人難過的是生命如此匆匆，最後七年還基本花在與侵蝕身體的癌細胞抗戰，真的非常無奈，尤其對一個創作力旺盛的藝術家而言，簡直是不能想像的大手筆。
第一次認識這個名字，在八十年代香港藝術中心的台灣電影展。彼岸言之鑿鑿的新浪潮，終於有機會親身觀察，他的《海灘的一天》沒有向鄉土進發，也不欣欣回顧童年，反而帶點前輩文藝言情片的泡沫，教人耳目一新。不久之後又看到《青梅竹馬》，完全推翻了初顯身手鋒芒畢露、跟着無以為繼的憂慮，自此奠定一侯一楊撐起台灣影壇的局面，接收閩南口音國語，成為觀影生涯當時最快樂的經驗。
有幸成為朋友，在英國愛丁堡。他攜《恐怖份子》參展，妻子蔡琴同行，黃面孔他鄉相遇，一見如故恐怕近乎誇張，一拍即合應該比較貼切。最記得有一頓政治飯，他們以綁票的性質下死勁拉我一起出席，我說怕悶，他們居然坦白招供：「正是因為明知道悶得發昏，你才不能不來和我們說說笑。」敷衍過正襟危坐的達官貴人，背轉身吐舌頭扮鬼臉的末座陪客，忽然想起這是《紅玫瑰與白玫瑰》男主角留學的地方，輕描淡寫的一句話，引出了廣闊的張愛玲話題。
同年年底還是翌年年初，他高瘦的身影突然在我辦公室門口出現。那時的電影節，地址設於紅磡體育館停車場，第幾層我已經忘了，天天上班都必須穿越一排排暫停排出廢氣的汽車，風味獨特。不過這荒謬的處境，倒意外方便楊導演，他訪港的主因，是陪太太到紅館參加金曲典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