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貢海灣出現鯊魚，泳客不要再去游泳。
倫敦出現汽車炸彈，拉登的恐怖再現，第二天，現場卻舉行紀念王妃逝世十周年的音樂會，恐怖份子在音樂會可能還有第二波攻擊，如果孩子要去，身為家長，應不應該阻撓？
在帳面上，鯊魚跟恐怖份子一樣危險。然而，不該去西貢海灣，那况有鯊魚，但音樂會卻一定要去，即使可能是恐怖份子的襲擊目標。
因為鯊魚的威脅是天然的。躲避鯊魚，不涉任何道德考慮。但恐怖份子的威脅卻是政治的，目的是製造恐懼。人人都怕了他，第二天的音樂會取消，拉登的黨羽就會發出邪惡的勝利微笑。
如果事情發生在香港，拉登支持的所謂「疆獨」，七一前夕，在中環爆了一輛汽車炸彈，第二天的任何「慶典」，在「輿論壓力」之下，一定會取消。政府和警方將會基於一種假設：如果第二天有更嚴重的攻擊，死了什麼重要的人物，這個罪責擔當不起。
有一句成語：「好漢不吃眼前虧」。雖然第二天拉登再襲擊，只是一種「假設」，而其實這種假設，並無證據支持，只是出於恐懼，但中國式的應變，必定是取消活動，「讓領導先安全撤離」，軍管戒嚴，以後怎樣鐵腕抓人，是以後的事。
倫敦的音樂會，不但艾頓莊登台，連未來的「領導人」威廉王子也如期到場，聽着音樂，還一起跳舞。警方當然嚴密佈防，但百密總會一疏的，如果遵從「好漢不吃眼前虧」的生存哲學，還是取消了音樂會好，雖然人人心裏其實都知道，在這個骨節眼上，所謂好漢，其實是懦夫的同義詞。
音樂會有六萬多觀眾，其中許多是青少年。他們的父母難道不怕？萬一拉登的人馬還有第二個計劃，在場內引爆公事包核彈怎麼辦？然而一個強國和弱者的分別就在這裏：如果取消音樂會，恐怖份子就勝利了，不讓邪惡勢力得勝，是一場鬥爭的唯一目標，勇敢地跟他賭一手，把保安交給警方──還不必大驚小怪地出動軍隊──一個民主的公民社會，有這份自信。
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狂炸倫敦，國王也在炮聲中巡視災場。一個城市的勇氣，是有歷史的。這就是「倫敦人」（Londoners）這個名字的其中一層內涵。
香港的七一遊行，還有人擔心，如果下雨，遊行的人數會減少。下雨不是下炸彈吧？即使沒有傘，冒雨走半天，不會有生命危險吧？從這些小小的地方推想，世上哪些國家有民主，哪些地方也許不配享有。鯊魚跟炸彈都會殺人，該逃避的是哪一樣？還是只是一場攔門雨，怕的是傷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