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蔡琴唱的是《天天天天》,踏着梯級出場,幾乎差錯腳失去重心,坐在第一排的我們看得清楚分明,不禁替她揑冷汗。謝幕時藝人一字排開,站在面前的可巧是達明一派,眼利的黃耀明瞥見台下的我十分意外,張大嘴巴揮手打招呼。我覺得有解釋的必要,只好低聲告訴帶挈我廁身貴賓座的楊導演,那首榜上有名的《石頭記》大部份是我填的詞。說起來已經是二十年前的往事,真教人惘然。
再之後,他拍了《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這個時候,我原則上已經旅居巴黎,影片忘了在那裏看的,總之不是新近投靠的這個光之都。自命電影觸覺敏銳的法國觀眾,直到《一一》才廣泛接受楊德昌,我想來想去都不明白,日久成了心上一個疙瘩。以《更明亮的一個夏日》為名周遊列國的《牯嶺街》,是那種好到閉起眼睛也看得出的傑作,就算沒有康城頒發的護身符,應該也能輕易找到知音,不知道他們怎會走漏。如果早十年獲得激賞,冷門的劇本籌得資金,他下半生的作品年表大概會改寫,起碼在《色,戒》廣告署名的導演不會是如今的李安。據說進入二十一世紀,他還沒有放棄搬演美人計的方案,無米粥一煲十餘載,用的當然是文火──正是他作品的慣常風格,可惜王佳芝的人生如戲在他調理下的精彩,只能憑當日興奮的手舞足蹈成為永遠的想像。
《獨立時代》在巴黎首映碰上交通工具大罷工,由第十六區進市中心簡直是遠足,我還是不經考慮就去了。回程在塞納河邊的細雪中一路走一路走,那種滿足和快樂迄今猶記。到底還是最簡單的這一句:楊德昌,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