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蔡琴唱的是《天天天天》，踏着梯級出場，幾乎差錯腳失去重心，坐在第一排的我們看得清楚分明，不禁替她揑冷汗。謝幕時藝人一字排開，站在面前的可巧是達明一派，眼利的黃耀明瞥見台下的我十分意外，張大嘴巴揮手打招呼。我覺得有解釋的必要，只好低聲告訴帶挈我廁身貴賓座的楊導演，那首榜上有名的《石頭記》大部份是我填的詞。說起來已經是二十年前的往事，真教人惘然。
再之後，他拍了《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這個時候，我原則上已經旅居巴黎，影片忘了在那裏看的，總之不是新近投靠的這個光之都。自命電影觸覺敏銳的法國觀眾，直到《一一》才廣泛接受楊德昌，我想來想去都不明白，日久成了心上一個疙瘩。以《更明亮的一個夏日》為名周遊列國的《牯嶺街》，是那種好到閉起眼睛也看得出的傑作，就算沒有康城頒發的護身符，應該也能輕易找到知音，不知道他們怎會走漏。如果早十年獲得激賞，冷門的劇本籌得資金，他下半生的作品年表大概會改寫，起碼在《色，戒》廣告署名的導演不會是如今的李安。據說進入二十一世紀，他還沒有放棄搬演美人計的方案，無米粥一煲十餘載，用的當然是文火──正是他作品的慣常風格，可惜王佳芝的人生如戲在他調理下的精彩，只能憑當日興奮的手舞足蹈成為永遠的想像。
《獨立時代》在巴黎首映碰上交通工具大罷工，由第十六區進市中心簡直是遠足，我還是不經考慮就去了。回程在塞納河邊的細雪中一路走一路走，那種滿足和快樂迄今猶記。到底還是最簡單的這一句：楊德昌，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