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老左派的上層，也與中國大陸黨政事業單位的上層一樣，不乏嗜權如命的黨幹。然而下層，卻許多人都像《老港正傳》的左向港一樣，愛祖國並相信簡單的「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價值觀的老實人。
「人人為我，我為人人」，聽起來很悅耳也很理想。毛澤東提倡「毫不利己，專門利人」，聽起來也像很有道德。但這種道德的要求太高，高到非常人所能及，終致由「非常」而變成「反常」。
《禮運．大同篇》所嚮往的「世界大同」境界，不過是「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而已。「親其親，子其子」，是人的常態，是正常人的表現。「不獨」的意思是，到了大同世界，人就不僅僅是「親其親，子其子」了，而是也會顧及他人的親、他人的子。但決不是要求人毫不把自己的兒子當兒子、專門把別人的兒子當兒子。如果這樣「毫不利己，專門利人」，那麼自己的兒子又交給誰照顧呢？「我」都為「人人」去了，而「我」的問題就留給了「人人為我」。這個社會豈不是變態社會？中國內地，在大學毛澤東思想的進程中，就是在這種反常價值觀之下，淪為變態社會的。
《老港正傳》中的左向港，正是受了這種「我為人人」價值觀影響的老實人，也是不自覺的受害者。這是香港許多老左派的人生悲劇。他們最終發現，「我」儘管為「人人」，但「人人」並不為「我」，我的許多問題無法解決，卻已無法回頭了。
對香港老左派意識的最大衝擊，是「六四」。可惜《老港正傳》不敢碰這個敏感題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