怨婦這個詞，讓我眼前浮現出這樣一幅畫面：黑夜中，一個女人坐在長沙發，等待夜歸的男人，她不時抬頭，望一望牆上的鐘，口中發出悠長的嘆息。直到男人開門進屋，她站起來，一言不發，只用幽怨、痛楚、委屈的眼神望着他，長久地，然後轉身進房，背影無比蒼涼。怨婦是一劑軟骨散，讓男人失去剛強的衝動，日漸萎縮。
世事無絕對，如果是別家的怨婦，則可能成為推動力，成就男人。徐志摩去康橋前，從未想過做一個詩人，他的祖先之中亦從未誕生過詩人，遺傳給他寫詩的基因。一段蕩氣迴腸、迂迴曲折的苦戀，讓林徽因成為一個怨婦，讓徐志摩成為著名的新月派詩人，把愛戀和迷惘，失落和憂傷，把朦朧的意念化作輕靡曼麗的詩雨，效法十九世紀英國浪漫派詩的形式，分行抒寫。本來是為了抒發一己之深情，一個不小心，卻將英國詩體與現代漢語的音樂性結合起來，把五四後新詩由專注社會性、功能性的困局中解放出來，使詩的形式與藝術性得到關注。這是怨婦的功勞。
怨婦也可以是一種手段一種姿態。有一首詩很多人都聽過：「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結尾是「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幽怨淒切，相逢恨晚，有人以為是有夫之婦寫給遲到的求愛者，其實，這首詩由一個男人寫給另一個男人，唐朝時，詩人張籍用它來婉拒節度使李師道的羅致，感激後者知遇之恩，但，誰叫你遲到？「何不相逢未嫁時？」堂堂朝廷命官，國子助教，自貶身份為一個怨婦，誰還敢為難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