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0月至1954年9月，我蒙受『國際間諜』的不白之寃被公安部扣留審查……只是在1958年之後，留下了二十多年的空白……」這份自傳是香港作家王璞的父親、中國老報人王孚慶，為86年大陸官方通訊社中新社評職稱而寫。他所言二十多年的空白，是他被遣送到大興安嶺勞改的那段苦難日子：同行的高齡母親次年凍死；緊接第三年，妻子得肺病，獲准帶同王璞等女兒南下長沙生活，自己卻獨自一人留在當地。
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活躍中國報壇的王孚慶，以跑政治新聞見著。「1947年10月，香港《星島日報》社長林藹民邀請下，我爸來香港工作。」王璞亦因此在港出世。那時，香港除了共產黨的《華商報》和國民黨的《國民日報》之外，其他報紙不重視政治新聞。王成為該報系首個專跑政治新聞的記者，其後更升任首席記者。
「但1950年10月，中共解放廣州後，我爸爸又應《人民日報》社長范長江的邀請，於1951年回北京，希望為國效力，亦希望能在新聞工作上有所發揮。」結果，他被組織分派到中國人民保衞世界和平大會，擔任宣傳部秘書，做些跟傳媒不沾邊的工作。沒多久，爸爸突然失蹤整整三年，被列為「國際間諜」。
剖白蒙寃感受成右派
「媽媽那時很緊張，一直託人尋找爸爸的下落。」王孚慶其後回到家人身邊，但厄運並沒離他而去。1957年初，有領導鼓勵他說說蒙寃感受，他不說，但在領導的多番勸喻下，他說了3年坐牢的感受，令在場人士莫不流淚。這次講話卻讓他成為右派分子。1958年，王孚慶在母親大人和妻女兒的陪伴下，一家六口走上通往大興安嶺的勞改之路，「據報，乘該列車到大興安嶺的右派知識分子，多年後活着回京的，只有我爸一人」。1918年生，1996年離世的王孚慶，1979年獲得平反，但因右派的帽子，餘生並不好過。據悉，他亦因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向國外媒體透露「國家秘密」而無辜受牽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