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紹銘 嶺南大學榮休教授
俄國異見分子VictorErofeyev給企鵝版俄國新文學選集《ThePenguinBookofNewRussianWriting》作序，先聲奪人。一落墨就說，在二十世紀的俄國文壇，最後二十多年獨領風騷的是「邪惡」（evil）。借用波特萊爾的說法，近年俄國文學開的，都是「惡之華」（LesFleursdumal），邪惡的花朵。我們可從1970年後期到世紀末的作品認識到，俄國人的靈魂到今天還在流離浪蕩，找不到歸宿。他們最後魂歸何處？由於俄羅斯在今日世界舞台舉足輕重，這應該是一個大家關心的題目。
話說史太林爺爺在位時，曾有寫作界人士夢想建立一個目標一致的蘇維埃文學的共同體。但你隨便翻翻這本企鵝選集內的短篇小說，就可知他們當年做的確是春秋大夢。如果蘇維埃文學的共同目標是敦品勵行，那麼俄國新文學的品種就像在各地盛開的毒草，教人難以相信裏面呈現是俄國的現況。
我們記得屠格涅夫名著《父與子》中的主角Bazarov。他是個背叛傳統的虛無主義者，可是他常常愛說，「人本是善良的，只是環境惡劣而已。」這等於說環境轉好，人也會變好。這句對未來懷抱希望的話可看作俄國古典文學的墓誌。古典俄國文學最顯著的特色是對靈魂救贖（salvation）的追求。救自己，也救人類。這個宏願，高貴得像精衛填海，作家當然無法達到。但他們在上下求索的過程中所表現的不凡魄力和心機，贏得同行一致的推崇。
俄國人的生活環境一向乏善可陳，亦極不正常。因為作家一向把時間和精力都用於應付身邊的惡劣環境，因此忽略了一個更大更迫切的問題：人性的本質。結果是，俄國文學雖然多彩多姿，精神面貌和寫作技巧都有獨到的貢獻，可是差不多所有作品的人生觀（Weltanschauung）都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作家闡揚的是一種「希望的哲學」。這哲學建立於一個樂觀的信念上，認為改變是可能的，而改變可給人類帶來有意義的生活。
KonstantinLeontiev對陀思妥也夫斯基和托爾斯泰兩大小說家的評價，相當中肯。他認為陀氏的基督教思想接近「嫣紅」（rosy）。托翁也是。托翁的思維完全缺乏形而上學的本質。他信奉的人道主義思想顯然是受了法國啓蒙運動的影響。在一些俄國文學的經典著作中，你大概看過作者出力描寫主角怎樣在極其艱苦難受的環境中保持人性的段落。他們沒有背叛自己或出賣他人。《Lolita》的作者Nabokov對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看法相當獨到。他認為陀氏是個適合給「青春期」讀者看的作家，因為這有助他們思想的成長。此說對好些十九世紀俄國作家也合用。
問題是俄國文學長期在道德教化浸淫後，感染了「道德超載」的病毒（diseaseofhypermoralism），開始出現崩潰的痕跡。這個現象在二十世紀初更為明顯。期間最駭人聽聞的代表作該是《FyodorSologub》的中篇小說〈TheLittleDemon〉。為什麼駭人聽聞？因為小說的前提是，人之所以墮落，不能歸咎於社會環境。人的靈魂本身就有邪惡的根性。主角Peredonov是中學老師，追求官能刺激，有虐待狂，殘忍無道。他生來就這麼邪惡，與社會環境無關。他是個無可救贖的靈魂。「希望的哲學」云乎哉，簡直是痴人說夢。
俄國文學當然不願意就此告別已成傳統的「嫣紅」幻象。廣受普羅大眾歡迎的作家VladimirKorolenko的名言，「人為了幸福而活着，等於鳥為飛行而活着的道理一樣」，因此被引用作建立社會主義寫實文學的理論基礎。高爾基的宣言，「人，一個多值得驕傲的名字！」，也常在此套理論中派上用場。
掌管意識形態的蘇聯理論家對「人道主義」解說時，特別指出這是「原始共產主義」學說的構思。人道主義是文藝復興遺產這段史實，反成了配樂。把人道主義說成對人類自動自發的愛後，這批理論家就可以理直氣壯的把任何對人道主義有疑心的人貶為「人類公敵」。這種瞞天過海，造成了AndreiPlatonov所說的「人道主義性愛大雜交」（orgyofhumanism）現象。因雜交而產生的怪胎文學林林總總，有睜着眼說鬼話的「大話文學」，有不知羞恥為何物的「厚顏文學」，不一而足。可怕的是，這些粗鄙媚俗的書寫，一浪接一浪的蓋地鋪天而來。
可幸拒絕曲學阿世，不肯隨波逐流的仍有人在。這些異見分子中最早受到注意的是反極權政府先驅EugeneZamyatin（1884-1937）。他的小說《We》（1921）直接影響了奧維爾寫作《一九八四》的構想。他有什麼「異見」？「名副其實的文學作品只能出自瘋子、隱士、異端分子、夢想家、叛徒和存疑論者的手筆……」他說：「這絕不是宵衣旰食、忠實可靠的政府官員包辦得來的事。」BorisPasternak的《齊瓦哥醫生》和AleksandrSolzhenitsyn的《癌病室》、《第一圈》陸續出現，提供了對極權政府扼殺人權、禁制自由的最強烈控訴。
蘇聯文學和反蘇聯文學在人道主義的領域內出現拉鋸戰。值得注意的是，在蘇共統籌的勢力下，作為人道主義唯一話題的「人」這種動物，發揮了「人」的潛力。他所作所為，傷天害理，卑鄙下流，徹頭徹尾是「邪惡」的化身。這證明了什麼？「人」真是什麼事都可以幹得出來。
蘇聯文學到了八十年代尾就劃上句號。這句號來得突然，但跟文學作品無直接關係。蘇聯文學原來是社會主義溫室的花草。柏林牆塌了，蘇共變了天，溫室的暖氣跟着也關了。隨着溫室植物的枯死，「異見文學」也變得奄奄一息。二者本是同根生。俄國作家變得進退失據，一時失去了文學的據點。
但也有例外。即使在「溫室」時期，一種新格調的文學已逐漸形成。論者稱這種遠離教化的書寫為「另類文學」，alternativeliterature。這類作品的政治傾向非常模糊。另類文學既不反蘇（anti-Soviet），但也「非蘇」（a-Soviet）。對「異見文學」的態度亦冷淡得很，因為另類文學的代表人物認為，在野的異見分子和在朝的作家，除了在意識形態上各持已見外，其實也沒有什麼分別。他們的美學觀點大同小異。
在俄國有識之士眼中，另類文學的活水源頭，實在是氣象萬千。師承的對象教人眼花撩亂。高爾基沒有被擯棄，但另一位「教父」恐怕你猜不到：他是集evil之大成以淫亂書寫知名的MarquisdeSade（1740-1814）。另類文學「取經」的人物和流派包括二十世紀初風靡一時的頹廢派和超現實主義。此外他們還向披頭四和荷里活超級賣座電影學藝。當然，西方的後現代主義也是他們熱中模仿的樣本。
既沒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去奮鬥，也缺乏一種大家認同的真理去獻身，另類作家因此有的是時間和精力去找尋自己的道路。教化的束縛一旦解除，他們振翼高飛，初嚐自由的滋味。從他們作品中種種百無禁忌的姿態看來，自由的確存在。
VarlamShalamov在監牢和勞改營熬過十七年。他在〈TyphoidQuarantine〉（傷寒隔離）這篇小說中以親身經驗推翻了「嫣紅」派作家一個基本信念，就是苦難不會使人變得高貴（sufferingdoesnotennoblepeople）。苦難只會使人麻木。從地獄回到世間的人，已變成「死魂靈」。「希望」是廢話。下面這段話因此有劃時代的意義：「他那時候有沒有想念家人？沒有。自由呢？沒有。他有沒憑記憶背誦詩句？沒有。有沒有回想過去？沒有。他只依靠着一種遲鈍的、麻木的憤恨感覺活下去。」
另類文學對所有價值觀都打上問號：愛情、兒女、信仰、宗教、文化、美、高貴的品格、母性。對「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的說法也一樣存疑。美的感覺、美的描述已為醜惡與殘缺取代。以嘲弄和震駭為目的美學已成時尚。髒言污語如調味的香料一樣撒落在文本的字裏行間。
一塊昔日花香鳥語瀰漫的文學園地，現今出現了一種新氣味：「惡臭」（stench）。什麼東西都臭不可當：死亡、性活動、老年、垃圾食品。平常日子也臭。以暴力、虐待狂和破碎人生作主題的作品，觸目皆是。謀殺、強姦、墮胎和酷刑這些社會現象，也是另類文學常見的題材。作家對筆下主角人物的生平不感興趣，反正他們要不是瘋子，就是「智障」族類。
VictorErofeyev對俄國文學的前景怎樣看呢？他認為「邪惡書寫」已成為俄國文學史的一頁，今後大概不會再有人煞有介事的把俄國古典小說作為「怎樣做人」的教材來供奉了。但血跡斑斑的另類文學也太驚心動魄，流於矯枉過正。Whatnext？他問。
Erofeyev是「高幹子弟」，父親是蘇聯的外交大員，童年在巴黎渡過。他研究的範圍除十九世紀俄國小說和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外，也出版過討論MarquisdeSade的專著。他辦了一本叫《Metropol》的文藝刊物，因為太離經叛道，不能在蘇共時期見天日，一直到1988年戈爾巴喬夫上台後才解禁。他一度是Writer'sUnion（作家協會）的會員，但入會不久就被逐出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