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初，有一年七月去慕尼黑看電影節。抵達後在機場等行李，附近一群開籠雀似的少年男女，想是暑假集體旅行，七嘴八舌興奮到令旁觀者產生禽流感恐懼。忽然有個五短身材的大男孩過來打招呼，含笑問是否香港電影節負責人，我當時雖然已離職，人生確實曾經染過污點，只好點頭承認。他說：「你不認得我了？我是馬修丹美。」真的不認得，小孩大得快，三兩年間面目全非，奇怪的是他記憶力那麼好，在遠東忙着搜刮玩具的短短五六天，居然有暇將陌生人的五官印進檔案。
驚詫歸驚詫，不忘問候：「媽媽好嗎？」當然是一種慰問未亡人的語氣，華妲好些電影我也喜歡，但感到親切的向來是丹美。這純粹是源自作品的主觀印象，不涉人品──我其實很體恤華妲接近巴渣的作風，要不是背後有這麼本事的女人出面搞公關，丹美不可能每天廿四小時維持他的優雅，拍硬檔的伙伴，免不了一個做忠一個做奸，很難說誰對誰錯。
第一次去南特，專誠到歌劇院對面的咖啡室坐了半天。那是《羅拉》裏頭安諾艾美表演歌舞的場所，名字叫蟬，取自拉方亭的童話詩《螞蟻與蟬》。吃米飯饅頭大的兒童未必聽過，法蘭西小朋友個個耳熟能詳：夏季蟬一天到晚顧着唱歌，還嘲笑螞蟻營營役役儲藏食物，結果冬天來了，沒有積穀防饑的一個餓死枝頭，賣力死慳死抵的印印腳等待春暖花開。道德教訓入心入肺，做人的態度卻不一定依循正路，休憩的地方以蟬為名，分明與苦心的作者過不去，公然歌頌享樂主義。丹美後來的《驢皮公主》正式進佔童話世界，但我念念不忘《羅拉》瀟灑的不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