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蜜蜜 香港兒童文學作家
友人從北京帶來了郁風阿姨和黃苗子伯伯聯合畫展《白頭偕老之歌》的海報，兩位長輩的慈祥面容凸現在眼前，而他們的畫作，色彩繽紛，栩栩如生，誰說郁風阿姨已經走了？離開這個她活得精彩萬分的世界了？我至今也一直不敢相信，更不願意相信。
回想起剛接到噩耗的一刻，我的心好像一下子被抽空了，不知要說什麼才好，也不知道該做什麼才對。
雖然，前些日子，家人到北京，和黃苗子伯伯去醫院看過郁風阿姨，大家心裏就有了準備，會有這麼一天。但是，當消息傳來，我還是不能接受。
近幾天來，我趕著編書，有關香港的散文合集，其中也收錄了黃苗子伯伯和郁風阿姨的大作。見文如見人，讀著她親手寫下的文章，字裏行間，都是她爽朗的笑聲親切的容貌，霎時間，所有郁風阿姨的一切，全湧現到眼前，活靈活現，越來越清澈清晰，真切得不能再真切，漸漸地，我心中的感覺，才開始安穩下來。
對於郁風阿姨最早的記憶，應該是在我剛成年的時候，也是那一場所謂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劃上了句號之後。我清清楚楚地記得，那是一個美好的秋天，我陪父親到北京參加全國政協會議，下榻於西苑賓館。那天午後，我坐在房間裏，忽然聽見客廳外傳來一陣歡快的笑聲，我出去一看，見是郁風阿姨和黃苗子伯伯，還有聶紺弩夫人周穎阿姨（他們笑稱她為「周婆」），結伴而來了。父親有說不出的高興。同是經歷過那一場史無前例大災難的文化人，好朋友，難得相聚慶祝劫後餘生，在郁風阿姨的笑聲感染下，我看見，父親自從文革發生的十年以來，還是第一次這麼開顏歡笑呢。他們走了之後，父親給我詳細介紹了他的情況，特別憶起了和郁風阿姨同在香港報館工作的舊事，令我印象非常深刻。
接著的幾天，我曾陪父親參加了一個又一個文革遇難的作家，學者，知識份子的追悼會：老舍，田漢，司馬文森……與其說是追悼會，還不如說是「追追悼會」，郁風阿姨和黃苗子伯伯有時也會在這種場合中出現，追憶那些屍骨已寒或者屍骨無存的文革受害者，郁風阿姨和父輩的好朋友們都欷歔不已。
來到香港我才知道郁風阿姨和黃苗子伯伯也是家翁羅孚最好的朋友。每次他們來香港，總是快快樂樂地在一起吃飯，聊天，無拘無束，無所不談。萬萬想不到，一次莫名其妙的急召北上，家翁突然被軟禁在北京，十年不得回歸香港。幸好，他有像郁風阿姨這樣的一班好朋友，才不會寂寞難過。有時上京，我也有參加他們的聚會，我發現，那真是最有智慧靈光，最有藝術氣息，也最有人生樂趣的聚會。他們的活動圈子，也越來越大，當中有不少可敬可佩的長輩：像啓功伯伯，小丁（丁聰）伯伯，黃永玉伯伯、范用伯伯、王世襄伯伯……每一位都是機智博學，又風趣幽默，講出的每一段話語，抵得上一堂人生大課，每次參加都令我眼界大開，獲益匪淺，只恨時間不夠，太不夠！
九十年代的一天，郁風阿姨和啓功伯伯應邀到香港大學來舉行美學講座。我急急忙忙地趕去旁聽。來的人可真多，黑壓壓的把課堂都擠滿了，郁風阿姨和啓功伯伯互相配合，一唱一和，妙語連珠，引發不斷的笑聲和掌聲。啓功伯伯還特別稱讚郁風阿姨的衣著配搭具有獨到的藝術風格。下課以後，我陪郁風阿姨回招待所休息，我誇她穿戴得年輕，飄逸，她卻欣賞我身上的外套。我受寵若驚，但直覺郁風阿姨穿起來會更好看，並且說著就脫下來請她試試看。她高高興興地穿上了，果然合適！我把外套送給了郁風阿姨。這時候，郁風阿姨又拿出一幅蠟染藝術布料來，那上面有我見過的最美麗的蠟染圖案。郁風阿姨執意要給我做衣服穿，我卻不捨得，至今還珍存著，只慶幸自己能成為她美學理論的實踐者。
最記得那一天，我接到季季大姐從臺灣打來的電話，要我給香港新辦的《時報周刊》寫一篇人物專訪，而訪問的對象，就是郁風阿姨和黃苗子伯伯！這可真是找對人，太好了！
放下電話筒，我就立即直奔入香港大學，去找兩位我最敬慕的長輩。訪問從中午開始，一直到下午，到晚上。郁風阿姨和苗子伯伯憶述了大半生，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慘痛經歷，我才知道，原來他們忍受了非一般人特別是香港人所能想像得到的磨難。在文革波濤洶湧的1968年，苗子伯伯被抓進監獄，當時他並不知道，郁風阿姨也被江青指為「特務」，關在同一監獄。咫尺天涯，這麼一關，就是七年！
郁風阿姨告訴我，在牢房裏，沒有紙和筆，根本不可能畫畫。郁風阿姨特別想念富春江邊家鄉的山水，一次又一次地在心中默默描繪。偶爾放風的時候，在地上摳一小塊青苔，偷偷揣在懷裏，帶回牢房，放到肥皂盒子內培植，加一點枝葉或一條小溝，用紙條疊成一道小橋，製成一個小盆景，就想像成家鄉的景物了。
那個無眠的晚上，郁風阿姨從容的敍說，豁達的胸襟，就像窗外的夜雨，點點滴滴，全落在我的心上。為此，我寫出了有生以來最長也最痛的一篇人物專訪。
然而，人生的痛苦和磨難，並不是過眼雲煙，常常還會出其不意地襲來。六四天安門事件，繼文革以後，又一次給國家民族帶來了災難。外子和我也深受影響。為了能使自己忍受得住，我在那艱難的時刻，寄情寫作。以兒童的角度，側寫文革的荒謬。書出版之後，我請郁風阿姨賜教，沒有想到，郁風阿姨寫出了這樣的讀後感：
……不久前剛一口氣讀完周蜜蜜於今年出版的書《夢斷童年》，讀到最後一章我真的落淚了。（說實在的，我早已養成鐵石心腸，看什麼大悲劇電影都不會落淚）。不僅因為勾起文革的慘痛經歷，也不僅因為她的童年遭遇也正和我的孩子的童年遭遇一樣，而更使我心酸的是不同性格不同表現的孩子，在混沌中遭到摧殘，稚嫩的心靈如何承受！中國這一代孩子的童年是過早的結束了。
這是對我的作品最真情流露，又最令我刻骨銘心的評語。
後來，有一段日子，郁風阿姨和苗子伯伯隨兒子去澳大利亞生活，我不時地接到他們的消息，有信，也有照片，更有他們的畫展海報。很開心看到郁風阿姨和苗子伯伯在燦爛的陽光下，盛開的花叢中生活，他們的人生越精彩，越來越絢麗了。
進入21世紀，郁風阿姨和苗子伯伯又重返北京，生活更加充實，也更加多姿。猶記得前年在香港，黃永玉伯伯的畫展上，我和郁風阿姨、苗子伯伯，快快樂樂地相聚了。當時，還加上了一段小插曲：我的小妹妹豐豐從紐約過來，她本是做IT工作的，閒時習國畫，專誠去看畫展，和二十多年沒見面的同學姚曉波不期而遇。原來她和丈夫哈威．韋斯特正是這個畫展的策劃者。而郁風阿姨和苗子伯伯早和「維波夫婦」相識。我們就在一起愉快地拍了合照。可是，根本沒想到，這竟是郁風阿姨在香港的最後一次留影。
怎麼會想得到呢？完全不可能想到的！在那次會面之後，我到北京公幹，趁機探望郁風阿姨和苗子伯伯。郁風阿姨告訴我，他們剛去過桂林，看了張藝謀導演的水上活劇《劉三姐》，感覺很好。我覺得她的精神挺不錯，她卻說前些天做了手術，簡直叫人難以置信。郁風阿姨又問我寫了什麼新書，我拿出了新版的小海龜童話故事書，請她指教，她高興地送給我她的最新散文集《巴黎都暗淡了》。苗子伯伯又興致勃勃地即席揮毫，給我題字留念。吃晚飯的時候，我看見郁風阿姨的胃口還可以，就一心一意地盼望著她能再到香港來。
去年底，外子和女兒上北京，看望郁風阿姨和苗子伯伯，得知他們有過一次非常了不起的遠行，就是到黃永玉伯伯的家鄉湘西去。兩位年逾九十的老人啊，尤其是重病在身的郁風阿姨，這是何等堅強的意志，何等旺盛的生命力，實在令人佩服！
在我的心中，親愛的郁風阿姨正是一朵永開不敗的生命之花。最可告慰的是，郁風阿姨和苗子伯伯的畫展《白頭偕老之歌》在北京美術館如期舉行。有報導說，前去參觀的人很多很多，人們都為郁風阿姨、苗子伯伯所創造的藝術生命而感動，我彷彿看見在美麗的花叢中，郁風阿姨像清風般瀟灑地走過，還是那樣，活力十足，生氣勃勃，無牽無掛地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