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槍擊案，多半發生在藍天白雲，小黃花青草地那種地方，像美國維珍尼亞、澳洲的塔斯曼尼亞，還有蘇格蘭的登布嶺。在地圖上找不到的小鎮，忽然幾十響槍聲，十多人浴血，哄動世界。
因為這種地方，過於安逸太平：花園有一副三百六十度噴水器，大汽車靜靜地泊在車房裡，老太太在院子曬太陽，郵差每天上午十點準時在門前的郵箱投放垃圾信件，街角的雜貨店，一個肥佬穿着運動裝，太陽眼鏡晾在額角，推門進去買一瓶牛奶，門板牽動上面的小鈴子，發出一陣叮叮聲。
這種太平小鎮在北美和澳洲，成千上萬，像一疋白綢子，沒有一絲陰暗面，住在這種地方，人反而容易逼瘋。
就像大衞連治的電影《藍色夜合花》的開頭：一個美國小鎮，陽光照射在草地上，天上飄過一朵白雲，洋房、籬笆、一塵不染的柏油路。鏡頭往前推，草地上忽然有一隻割下來的人耳朵，上面爬滿了螞蟻。鏡頭繼續推進陰森的耳道，繼而揭發了一宗變態兇案。
這個著名的場景是什麼意思？生活太安逸了，平淡得激不起一點漣漪，所以丟棄在青草地上的一隻割下來的耳朵，才叫人大吃一驚：
原來日子太過美白，是不符合人性的，人總要追尋一點點驚慄，打破悶局。
美國文學總的來說，及不上歐洲，因為北美洲太安逸，缺了的正是人生的一點點衝突。《白鯨記》、《老人與海》，只有向大自然找尋刺激。香港廟街和深水埗，窮人很多，從前的木屋區，絕少有拿着菜刀無端斬死幾十人再自盡的連環血案，最多是六十年代，血濺吊頸嶺的那宗，丈夫發現戴了綠帽子，把姦夫淫婦一窩劈死後自盡，卻像《水滸傳》的翻版，跟美國式的連環槍擊案不同。
生活沒有意思，所謂Pointless，就有Meaningless的罪行，沒有原因，非親非故，忽然斃於陌生人槍下，美國有其愚蠢的地方，不管制槍械，任寶貴的生命浪費下去。
去美國留學，除非哈佛普林斯頓，到中部的州立大學，不然沒有什麼意思。生活要有點陰暗面，正如一碟白腸粉，要放醬油、麻醬、辣椒。美國中部的城鎮生活，就像天天只吃一碗白飯，加一碟沒有醬油的「齋腸」，吃足一輩子。
從前有一部台灣文藝片叫《白屋之戀》，就是這種感覺：一座白屋，有什麼好戀的？而且男主角，如果是白恤衫、血褲、白鞋的小生。幾響槍聲，顛覆了一切，去美國讀書，還是想一想好，香港亂哄哄的，大學校園沒有鐘樓和草地，也沒有槍彈，只要男廁也跟美國一樣，有一副安全套自動售賣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