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先生是我的病人，眼睛退化，耳朵退化，關節退化，出入坐輪椅。
「今天覺得怎樣？」我問。同來的是他的獨生女兒和菲籍家傭。
「等死，」老先生沮喪地說：「每天都希望快些死去，免負累家人。」
女兒站在他背後，一雙手放在他的肩，輕輕地拍着。她是會計師，有自己的家庭，每天工作至很晚，但仍堅持早上去父親的家，和他一起吃早餐，朗讀幾段報章新聞給他聽。
「其實我有想過自殺，」老先生緩緩道：「但自殺會影響女兒的聲譽，因此打消了念頭。」
我們沉默下來。過了一會兒，老先生認真地問：「其實為甚麼不准許安樂死？人活到這個階段，還有甚麼意義？」
「此刻，你是一台明鏡。」我說。
「甚麼？」老先生問。
「老弱的身軀是一台明鏡，」我執着他的手說：「讓你和女兒都看清楚，父女的親情有多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