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拘捕十五名英國海軍，釀成國際危機，十三天之後圓滿解決，成為危機管理的範例。
英國以巧妙的外交手腕在幕後斡旋，首先是判斷伊朗政權有兩大派系，以總統艾哈邁廸內賈德為首的激進派，因無力改善經濟，在國內威望日降。伊朗精神領袖哈梅內伊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長拉里賈尼，都不想人質事件擴大為戰爭。
英國外交部私下與拉里賈尼建立了溝通，以溫和派抑制總統，有如一九六七年香港親中派發動暴亂，中國言辭激烈，聲稱「解放香港」，並拘捕了英國記者格雷，紅衞兵火燒英國駐北京代辦處，但英國政府得知中國總理周恩來的處境，認為是「中央文革小組」藉此向中國國務院奪權，冷靜處理，在香港鎮壓暴動，拘捕了外圍的行動分子，等待國務院系統向激進派奪回主導權。
本來，英兵根據聯合國協議與伊拉克政府之請，在伊拉克海域執勤，是合法行動。伊朗越境逮捕，把英兵移送德黑蘭監獄，已經構成戰爭行為。去年巴勒斯坦的真主黨逮捕兩名以色列士兵，以色列即向真主黨宣戰。英國對伊朗的行動容忍下去，在全球備受羞辱，伊朗的氣燄大盛，美國即可向伊朗出兵，一舉轟炸伊朗的核設施。
外交學上有所謂「邊緣定理」（DiplomaticBrinksmanship）；兩國交惡，雙方要對抗到甚麼程度，摩擦到動武的邊緣，最後反而可以避免用兵，在顧全雙方面子之下雙贏結局。一九六二年的古巴，飛彈危機是經典案例：美國發現蘇聯運載飛彈到古巴，勒令蘇共領袖赫魯曉夫四十八小時內撤除飛彈，否則美國可能向蘇聯發動核襲，蘇聯提出，美國也撤走駐紮在土耳其的海軍基地以交換。在最後一分鐘談判之下，雙方達成協議，世界免除了一場核戰危機。
伊朗扣押英兵，美國主動向英國施援，布殊枕戈待旦，問貝理雅「要甚麼幫忙，儘管開口好了」，反而把貝理雅嚇得驚惶失色。英國要求布殊無論如何不要動手，但在這個時候，美國的民主制度發揮了威力：國會議長佩洛西，是民主黨人，一向猛烈抨擊布殊出兵伊拉克，這時卻出訪敍利亞，號稱「和平之旅」，會見敍利亞總統巴沙爾。敍利亞和伊朗都是資助伊拉克什葉派軍事勢力的兩大後台，佩洛西與布殊決裂，出訪敍利亞，必懷有請敍利亞出手調解的任務，也為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對抗降溫。國際外交時時要由政府和國會唱雙簧，政府不方便做的事，由反對黨來做，英美的民主制度極為成熟，兩黨在國會爭吵激烈，但在國家利益蒙受威脅之時，卻可以配合假戲真做。布殊給貝理雅以武力壯威，但美國國會卻另開了一扇後門，以敍利亞為交易的中介對象。這一點，應該是這場危機的一大精采的「看點」，其微妙之處，對於「內鬥內行、外鬥外行」的其他國家，自然不可能明白。
伊朗方面，也應對迅速。艾哈邁廸內賈德幾天前還組織德黑蘭的大學生衝擊英國使館，喊打喊殺，以哈梅內伊為首的溫和派，也不想把英國迫到牆角，為布殊想攻打伊朗提供一個更為合法的理由。溫和派佔了上風，通知英國，總統的記者會延遲舉行，此時英方已知露見曙光。艾哈邁廸內賈德主持記者會，搶奪主動權，用四十分鐘說了一通大道理，繼而向擄劫英兵的國民衞隊低級士兵授勳，然後話鋒一轉，聲稱為了慶祝先知穆罕默德壽辰和耶穌受難，向英國送一份禮物，「特赦」英兵，釋放十五人歸國，還不忘挑撥一下，提到了其中唯一的女兵：「英國怎能把一個女子送到遙遠的戰場，令她的父母憂愁牽掛？」伊朗總統想藉記者會為自己洗脫妖魔形象，一夜之間化身為和平使者。
伊朗危機證明：西方除了向中東動武，外交斡旋的文鬥，有時更加有效。外交渠道耗盡無功，方始宣戰不遲。伊朗政權有兩派，跟侯賽因獨裁的伊拉克不同，出兵前必須判斷，是協助激進派鞏固了權力，還是有助於溫和派抬頭？是讓激進派在民間鼓動盲目的民族情緒，還是先與溫和派的理性開明勢力暗相溝通？
敵國一日有兩派的分歧，則英美一日不宜出兵；相反，當敵國發生了軍事政變，出了一名暴君，顯露了擴張的野心，國內無從抑制，出兵則一日也不容拖延。
太陽底下無新事，自由世界昔日對待納粹希特拉，到今天的恐怖主義國家，辦法都是一樣，以自由和人權的價值觀謀勝，而又善用民主制度，化解危機，而不是任由民主制度為敵國所乘，散播恐懼和怯懦，成為內部攻破堡壘的第五縱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