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07，不是四個數字，不是兩個年頭，而是一種現象；一種從國際聚焦到可以不理，從燦爛歸於平淡的現象。訪談香港二十年的英國資深傳媒人韋安仕，筆下記載了香港回歸前後的動盪起落，心中則慨歎過渡期內政治領袖對傳媒態度的一蟹不如一蟹。 記者：蔡元貴
於1987年來港，韋安仕是英國報章《TheObserver》派駐東南亞記者：「我記得來港後第一單大新聞是中英協議清拆九龍寨城，緊接而來是越南船民營的連串衝突，還有香港股災、八九民運。」
民運上街不可思議
八九民運觸發香港人愛國熱潮，百萬人上街支援民運，韋安仕至今還歷歷在目：「他們憤怒，卻秩序井然，簡直不可思議！來港前我派駐過歐洲、美洲以至中東，沒有一個地方可以在百萬群眾上街的同時，毋須警方維持秩序。我心想，誰說香港人不關心政治？」
來港之前，很多人對他說，香港人是經濟動物，對政治漠不關心，連政府官員也這樣說。來港之後，方知道這種觀念純屬謬論：「現實與我的預期相反，很多香港人主動跟我討論政治。」
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是國際哄動的大事：「我在英國的時候只負責採訪勞工與就業的新聞，篇幅不多，九七前的香港則有很多有趣故事可以發掘，這是我決定來港的原因之一。」
韋安仕任職過《Guardian》、《東快訊》（1996年停刊）及《TheIndependent》。九七前，他寫得最多的新聞不外乎三個話題：香港回歸、越南船民和股票市場，三者息息相關：「臨近九七，人心虛怯，加上八九民運的影響，市場流傳着一種悲觀意見，認為港元會在九七後崩潰，引致港股九七前動盪不安。」
主權回歸也引致滯港的越南船民人心惶惶，間接觸發多次大規模衝突，造成很多人命傷亡：「英國政府答應過中方，在九七前解決越南船民問題，消息傳遍船民營；這些越南人一心以為可以移民歐美，這時卻面臨遣返越南，可以想像他們是如何不安煩躁。」船民營慘劇嚴重打擊香港聲譽，韋安仕認為對香港很不公平：「當時很多國家連收容越南船民都不肯。」
彭定康能操控傳媒
九七後，國際傳媒很快便對香港失去興趣；除了《金融時報》，英國沒有任何全職記者派駐香港，除了《紐約時報》，美國沒有任何全職記者派駐香港。留在香港的韋安仕，傳到祖家的報道作品，能夠刊登的篇幅也大減了：「九七前我的報道可以在《Guardian》和《TheIndependent》每星期佔三篇，九七後，一年才得三篇。」
到了後過渡期，韋安仕由撰寫政治新聞為主，變成以財經新聞為主，而且撥出更多時間搞私人生意：「九七後，香港時事在國際傳媒的篇幅大減，我惟有更專注私人業務。」
韋安仕政治新聞報道減產，更大程度是由於香港傳媒氣候的轉變：「為本地傳媒撰寫政治新聞，使人十分氣餒，香港政府九七後與內地接軌，作風自閉，記者很難與官員接觸，漸漸形成一種秘密文化。」韋安仕口中的秘密文化，是指特區官僚的封建思維：「他們給我一種印象，就是在很多事情上都以為公眾沒有知情權，公眾只需知道政府想他們知道的東西。」
官員對待傳媒作風的變遷，與政府領袖個人風格息息相關。過渡期的三位香港政府舵手：彭定康、董建華、曾蔭權，韋安仕都在不同場合訪問過。
政府高層脫離群眾
他對彭定康的評價是：「非常聰明的政治家，他很享受與傳媒相處，甚至能操控傳媒。」董建華完全相反：「他似乎不明白為甚麼要與傳媒打交道，我訪問過他兩次，他總是表現出自己在浪費時間的樣子。」
韋安仕在衞奕信時代（1987-92年港督）已接觸過曾蔭權，他當時任職副常務司，處理居英權的問題：「多年來，曾蔭權對傳媒的態度沒有怎樣變過，他願意與記者溝通，但點到即止。他覺得傳媒不應挖政府瘡疤，製造麻煩。」
諷刺的是，推動香港回歸後民主意識的最大功臣，卻是董建華和他的夫人：「多得董太在沙士一役全副武裝殺入牛頭角下邨，讓香港人明白，政府高層和特首伉儷，是多麼脫離群眾。」韋安仕寫盡香港政治跌宕二十年，最大感觸還是大都會裏民眾運動的壯大：「要是十年前政府把天星碼頭拆走，你有可能看到幾十人站出來負隅頑抗嗎？」
回歸10年倒數9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