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選舉辯論，事後的調查，似乎廣泛認為挑戰的梁家傑形象較佳，在位的特首則被指神態古肅。梁家傑的辯論，以與小市民訪談對話的「人情故事」開頭作結；特首「頻頻飲水」，也令人覺得心情緊張。很明顯，公眾注意的是視覺上的細節。
領袖選舉的形象設計，不以甚麼「大戰略」、「大方向」取勝，而是以「細節」施以奇兵的突襲。第一任特首董建華先生，上任時不乏「高科技港」和「中藥基地」的「治港藍圖」，最後卻在細節之上全軍盡墨。例如：董先生為甚麼任內保持一個「陸軍裝」的短髮小平頭？此一髮型，缺乏大將形象。對於香港人來說，這種髮型的「上海佬」，令人聯想起六十年代「金龍理髮公司」的剃頭師傅、「日新池」的修甲匠、富豪早年的司機，無法令人喚起信心。
董先生當政之初，我曾經與一位他老人家器重的女高官會面：我一片好心，請這位太太回去轉達給她的老闆董先生：不要蓄短髮平頭，把頭髮留長。這位女高官嗤之以鼻，問我：一個領袖頭髮的長短，跟他的能力有甚麼關係？我說：其中的心理學，如果你不明白，我不想從頭解釋。但是，請你回顧二十年來的兩位中國領袖華國鋒和胡耀邦，他們還沒有做中共主席或總書記之際，都是小平頭，一旦位登大寶，都把陸軍裝蓄成西式髮型，頭髮向後梳。董特首不是很「愛國」嗎？向中國領袖亦步亦趨，不要問為甚麼，盲目地跟着做就是了。
這位女高官很不以為然，她說：形象跟一個人的本領沒有關係，董先生不着重外表修飾，不喜歡「做騷」，他是一個實而不華的好人。
我聽了，沒有再答話，只有祝董特首好運。後來的事態發展，董特首下台，這位女高官以後的言行，在形象方面也經常引起爭議。今天，特首選舉第一回結束，曾蔭權對一些人的批評，也辯稱：「選舉是很嚴肅的事，不是做騷。」
問題是：「做騷」要注重形象的每一細節，對細節的嚴謹，也是一件很嚴肅的事。中國傳統以來，不注重細節，「不拘小節」是一種優點，「殺雞焉用牛刀」，表達了對細節的輕視。中國人愛追求「大」，包括「大國崛起」，即使現代化之父孫中山，也要求中國人「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從小有大志的小孩，「我長大了要當太空人」，一篇作文，如果吹得天花亂墜，會得到師長的讚賞，不管這個小孩的字寫得歪歪斜斜，一本作業簿墨迹斑斑。
香港模仿美國，舉行特首選舉辯論，有人以為，只要向市民宣布一套正氣凜然的政綱，即可贏取民意。沒想到電視直播，用三架攝影機，其中兩架側放，一個人在說話，另一個在背景之中，如果以為尚未輪到自己，一味抓頭搔耳，放過了此一視像的細節，馬上就大為失分。一個小小的動態，與其人的辦事能力，當然沒有必然的關係，但人接收世上的一切訊息，除了用大腦，還有用心。腦子主管理性，心主宰感性。夜間的電視觀眾，剛剛下班，一天勞累，正是想放鬆一下的時候，因此名人演講，在上午清晨，較難說服，在黃昏時，聽眾容易受煽情。這只是心理學的基本通識。
中國社會的教育，千百年來喜歡追求「大」，以粗線條為宏偉，以空泛為高遠，所以法治不彰，理性模糊，香港實行英式的普通法，英國的法治追求細微，連宣判死刑，也不意附加一句「直至氣絕身亡為止」，以防執行過程出了差錯，杜絕一切「法律罅」。香港的行政管理、金融服務系統，比大陸優勝，因為一百多年來法治謹小慎微。「基本法宜粗不宜細」，中國的統治者以大壓小，以粗枝大葉的條文為自己預留他日背諾反口的空間，以為這是很精明的統治術，但自己也因此而吃足「人治」帶來的苦惱。
現代化的生活，貴在追求小的嚴謹，而不是大之空遠。趨小觀微，可以出奇制勝。中國在六十年代，聲稱發現了大慶油田，為了「戰略需要」，刻意隱瞞大慶的地理位置，只說大慶在東北，地圖從不標明。一九六六年七月號的大陸《人民畫報》，登出「大慶鐵人」王進喜的照片，頭戴絨帽。畫報由日本人觀察，推斷大慶必位於零下三十度的地區；又根據運輸原油的列車頂的灰塵厚度，計算北京的風沙，推論油田應在哈爾濱與齊齊哈爾之間。三個月後，大陸官方日文宣傳刊物《人民中國》，宣傳王進喜，透露出一個叫「馬家窰」的地名，日方即推斷大慶在安達車站附近。日方偵知中國的石油情報，致使日後在中國石油設備貿易中佔導上風。
日本和英國的偵探推理小說很發達，他們的作家卻很少宣傳善惡有報的做人大道理，但破案的過程必須絲絲入扣地科學論證。中國人喜歡看武俠小說，武俠小說充滿行俠仗義的道德觀，但武打描寫卻很少科學。兩者都是不同品種的創作，只要寫得好，都有經典之作，不可以斷定誰優孰劣，但不同的欣賞趣味，顯示了不一樣的思考方法。
因此中國社會注重口號：如「發展是硬道理」，「讓少數人先富起來」，不乏偉大的「戰略家」、「總設計師」，缺少的是嚴謹精妙的執行人，一切都經不起細節邏輯的推敲，但求訴諸集體朦朧的情緒共識。這種社會，是「差不多先生」的樂土，不會有理性的科學的滋長，更無從法治與自由的誕生。特首選舉，電視直播，形式雖然學足了美國，但當事人和一些觀眾，總是覺得很痛苦，道理也在這裏，亦可作如是觀。魔鬼的哲理和秀美，全在細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