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內地網民說，如果說《舒特拉的名單》是德國人對自我良心的救贖，《竊聽者》就是德國人對自我靈魂的救贖，「值得中國人反思。」
怎樣區分「良心的救贖」和「靈魂的救贖」？我不知道。但德國文化人受良心的煎熬，終於突破免提過去的「政治正確」，大膽碰觸過去的黑暗，而且由東德人去演繹，確實是一種救贖。
東德的國家情報局「斯塔西」，過去被譽為「黨的劍與盾」，它對人的逼供不靠酷刑，而靠心理壓力。這一點在《竊聽者》中表露無遺，讓觀眾有貼身感受。
片中，女主角斯蘭，在斯塔西的逼迫下同意當綫民，出賣自己深愛的同居男友、劇作家戴文。在自由開放社會生活的人，也許不能理解為什麼人會如此軟弱？但斯塔西用的手段，不僅是疲勞審訊、單獨禁閉，還有許多心理施壓的技巧，包括對一個人畢生前程的威脅，包括從她的廚房偷幾隻小碟子，讓她懷疑自己的神智是否正常。面對絕對權力的整個體制，人們的恐懼與心理弱點，就像被老虎玩弄於指爪間的獵物。一位曾身歷其境的前異議分子說：「剛開始你會想，我絕對不會告訴他們任何事。但到最後，你會告訴他們任何他們想知道的事。」
在集權體制下，政治權力高於一切，所有人都是國家的工具。藝術家、作家的演出與出版的機會都掌握在黨的手中。戴文說，我們不需要他們。他的女友斯蘭說：怎麼不需要？你我的一切都是靠這個體制。
因此，自由經濟是對黨控制一切的最重要的突破。人在掌握了自己生存權利之後，才能挺起腰杆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