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代人民作出選擇，等於人民會慢慢失去解決困難的主動性。 ──林行止《常在其中》
早前紅隧香港入口有一塊廣告板，內容是一個分開了三格的飯盒，最大的一格盛載着蔬菜，較小的一格是白飯，最小的一格則放有肉類，三格分別寫着3．2．1──那是政府教人均衡飲食的守則：一頓飯吃3份菜，2份澱粉質，1份肉，就最健康。
我記得從小開始，家母就如天下間所有母親一樣，每逢吃飯例必命我們「食多啲菜」，我記得自己從來沒有反問過「食多啲，即係幾多呢？」，總之就是「食多啲菜」囉。
你知不知道有種東西叫做常識？
如果連「食多啲菜」如此簡單的事情都要有指令，很難想像社會到底會變成甚麼模樣。所謂學習，最重要的是思考的過程：我叫你食多啲菜，你自己去思考到底幾多條菜才叫多，你自己去衡量幾多才叫夠，這就是思考了。相反如果我叫你要食3份菜，你就不必用腦了，因為這是一個清晰的指令，合上眼去吃就是了。在這個情況下，你不是人，頂多只是金魚。有思考，才像人。
填鴨式紅綠燈
社會裏越來越多清晰的指令，這種填鴨式教育，已從校園滲透到大街小巷裏。從前的紅綠燈，就只是紅綠燈，會由紅色轉綠色，或者綠色轉紅色。新派的紅綠燈，除了紅燈和綠燈之外，還有一個雞乸咁大隻的倒數時計，清楚列明還有多少時間就會轉燈，真是當你冇腦一樣。從前過馬路要用腦的，我們用眼睛去看看有幾多人已經差不多過完整條馬路，就推估到自己應該要走得多快，如此一來，我們有思考，像個人，而非機械人。
最緊要政治
小時候作文寫錯字，老師只會用紅筆圈着錯字，我們得自己去找尋正字，然後才謄文。現今社會可不同了。身邊有朋友是中學教師，我見她改簿時會圈着錯字，還在旁邊替學生寫出正字，我問她為何不由學生自己去找尋和改正，她說「唔知喎，我哋學校個個都係咁樣改簿㗎啦……可能唔寫番個啱嘅字，會好似冇做嘢咁啩。」
唔，這裏出了一點問題。
社會指令化，可能只因為沒有人想孭鑊──我老早叫你吃3份菜，你大便不通不要賴我/我已加設綠燈倒數時計，你交通意外不關我部門事喎/我已盡力指導學生，他們質素下降與我無關……情況就如茶餐廳的後巷放了「小心地滑」的提示牌，顧客在那裏跌倒的話，上法庭都難告得入。
不論「食物321」、綠燈倒數時計、又或老師寫正字，其實都是出於好意，但好心，仍然可以做壞事；試想像若干年後，街上綠燈全都有倒數時計，一個小朋友看見沒有倒數時計的紅綠燈，他敢不敢過馬路呢？當指令變得清晰，人的勇氣、變通的能力、警覺性、思考的主動性皆同時減弱，一句到尾，就是「製造蠢人」。指令越多越清晰，越反智。
生活才是學習場地
香港的公共交通工具網絡做得極好，香港的地鐵、火車甚至輕鐵的系統以及配套，完善到超英趕美贏歐洲，先來給十個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在地鐵要下車，三種語言告訴你下一站是中環NextStationIsCentral，車廂內電子指示板的中環站會閃燈，還會告訴你在哪一邊門下車，車門開關的時候又會發出咇咇聲響，真是無懈可擊到吹你唔脹的地步──但這亦使我感到慚愧──前年我在德國乘搭火車，由於那非跨國的新式火車，而是德國境內行駛的舊式車卡，甚麼指示也沒有的。我與朋友在車廂中不停問人下一站是甚麼，到站之後，我倆站在車門前等它打開，它卻沒有異動，眼見鄰卡的人已在下車了，我們急急想法子打開那車門，撥動重重的鐵手柄（手柄上當然沒有提示，研究了好一會才知它是手柄），車門剛開了一半，竟突然自動合上；那鐵門合上的力度、速度和聲音，如狗頭鍘一樣強勁，如果你的手放在其中，我肯定你五指齊聲折斷。我未見過如此唔理人感受的火車，德國佬果真是德國佬。火車再次行駛，我與朋友眼巴巴看着自己誤點，你眼望我眼，先是憤怒，隨之而來竟是一陣慚愧。
我倆加起來60歲人了，竟連下車都不懂……
為甚麼我不懂下車呢？當然因為我不是當地人，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是這個世代的人，一種習慣了清楚指引的人，面對稍有模糊的情況，就感到手足無措。我們認為下車是不需要用腦的，我們習慣了明確的督導，覺得「梗係架車就我啦！有乜理由要我就架車！」←（《大時代》霍景良名句）。
指令化社會，製造全民弱智現象（害怕犯錯、低變通力、低警覺性、懶思考），我很想知道，如果下一代、兩代、三代的人乘搭這種火車，他們能否成功下車，看見這樣的門，他們又會否驚慌到流淚。
縱使只是思考如何下車，也是一種學習。最大的學習場地，不是學校，而是日常生活。假以時日，「食幾多菜」以及「點樣過馬路」將不再是常識，因為多數人都唔再識。20年後，中學生通識教育科的試題可能是：
如果綠燈的倒數時計壞了，你應該如何安全地過馬路呢？（25分）
撰文：卓韻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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