詐騙綜援和公屋居住權的退休大法官夫婦在判刑前，他們的代表律師求情的理由有一項，說大法官夫婦從此喪失了社會地位，不能再出席不同的「社交場合」。
那天我去茶餐廳吃碟頭飯，相熟的伙計阿強剛看完這段新聞，就問我：「不能再出席不同的社交場合，是不是很慘的事情呢？」我告訴他，對於上流社會的某些人來說，如果沒有派對可以參加，真的是很慘的事情。
這些人是「派對動物」，錦衣美食，生活富裕，一生人最大的煩惱，就是參加派對時穿什麼衣服，會不會跟人家「撞衫」。他們的生命，就是在大大小小的派對中、「社交」度過的，要是沒有這種「社交」，他們的生命便蒼白空虛，自覺失去了存在的價值。
阿強聽我說了，似懂非懂。他一天工作十個小時，端茶端麵，根本想像不到我說的那種「派對動物」的日子是怎麼過的。少去一趟派對會死嗎？他嘀咕了一句。
我跟阿強說，你不用去研究了，那根本就不是你的生活，你想爭也爭不到的。
草根階層的人毋須去搶上流社會的生活，上流社會的人，也不要去搶草根階層的生活。現在前大法官夫婦之所以變了階下囚，就是因為他們既要出席上流社會的派對，又去搶草根階層的生活，很惡劣地打破了貧富界限，越界「攞着數」，這就破壞了公義，就要嚴懲。
從另一個角度看，當一對住公屋的綜援夫婦也可以在上流社會的派對中穿梭舉杯「社交」，香港的上流社會，其實也很慘淡了，水準日差了，應該正一正視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