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說到律政司耗費公帑，強行上訴「東隧示威」阻街案，意猶未足，不得不再鞭撻一番。當局不厭求詳，一本正經向上訴庭強調，不同意案發時五名被告的示威，是屬於一個民主社會所應該容忍的行為，因此，法官判被告得直是不恰當，並進而舉出例證說，呈堂證供顯示於示威引起隧道入口封閉時，有不少排隊等候的車輛調頭駛離現場。
顯然，這是錯誤理解「容忍」，完全拘泥於過往成見所致。無疑，任何遊行、集會、示威，都會或多或少引起公眾不便，所謂容忍，其實就是針對這些不便而言。否則，又何須予以容忍呢？假如不問情由，一律把上述行為視為可有可無「搞事」，那自然會得出一個結論：只要執法者認為不便，就可予以制止及拘控。那麼，基本法明文規定的集會、遊行自由，就必然名存實亡，乞靈於統治者施予，憑其好惡任意獨裁。因此，問題不在於應否容忍，而在於容忍之尺度，但凡與公眾利益攸關，又或參與者眾的公眾集結，受容忍之尺度亦相應擴展。事實上，東隧無理大幅加價影響廣大市民生計，當日我及社民連綫四名同志到隧道口示威，亦是理所當然，合情合理，即使造成不便，亦該得到公眾諒解。一些車輛因此調頭駛走，可能就是寧願改道，以示容忍之表現，又怎可視為敵視示威的確證？而更重要的，就是東隧並未下逐客令，警方到場後，亦並未立即制止，反而成為容忍示威繼續之確證！這一切情況亦是上訴法庭根據控辯雙方同意之案情所確認者，律政司訴訟無數，深知終審庭不會重新審訊案情，而不惜厚顏要求上訴，不是輸打贏要，該當何說？
黃仁龍司長，請你給大家一個說法，拜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