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年代末期，張復禮先生舉荐我去應徵李如桐先生辦公室裏的空缺。張復禮和蔡思果是《讀者文摘》中文版總編輯林太乙屬下名將，合力為雜誌的中文風格塑造典範；梁實秋、喬志高、湯新楣、李如桐幾位中英文高手公餘又都應邀給《文摘》翻譯文稿，他們交情深篤，一句話輕易照應得了我這樣的青澀晚輩。那天我到花園道美國領事館先看了戴天再由戴天領着我去見李如桐。李先生主管館內美國新聞處叢書部的編譯事務，出版美國古今重要圖書中文譯本，余也魯、宋淇兩位名家早些時期聽說都坐過這個位置。
辦公室靜得像書房，中英文圖書擺滿四壁書架，進門一張大書案李先生坐鎮，走深幾步的玻璃窗前還有兩張不那麼大的書桌，一張戴天專用，對面空着的那張不久就歸我了。人文學者韓迪厚和青年導師胡菊人以前也坐在這裏，還有英年早逝的詩人溫健騮；岑逸飛、王真吾倒比我晚些才進這所衙門履任。我不記得李先生那天考我些什麼問我些什麼，橫豎決定聘用我之後還要等領事館安全部門徹查我的家世查了一個多月我才正式上班。
今年十二月二日李如桐先生在香港東區尤德醫院辭世，享年九十二歲。十二月十八日李家千金電話告訴我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午舉行安息禮拜。我沒有見過李小姐，只知道李先生從來寵愛掌上這顆明珠。十二月十九日我的扁桃腺發炎漸漸嚴重，熱度飈升，說話吞嚥異常痛苦，打針吃藥昏睡兩日兩宵，星期四中午我終於去不了殯儀館向我的老上司鞠躬告別。多年不見李先生，連殯殮典禮我都錯過了：病魔欺人老，六十幾到九十幾的人都黯然受欺。
一個魁梧寬厚的北方人，國語帶着鄉音，英語也帶了些，李如桐讀完北京大學再到美國米蘇里名校深造，西裝長年筆挺，外交官的風度裹藏着「五四」青年激情過後的拘謹，有點真切，有點岸然；笑起來一臉春天，一不笑肅然嚴冬。跟隨他該三年了，我們之間沒有公事以外的交往，二十八個春秋的年齡差距注定了彼此無言的相對，一杯下午茶的親炙我都擔心會是滿肩滑稽的負累：他一定也有這樣的顧慮，我們欣然尊重這份珍貴的空間。天天聆聽李先生對着老式打字機劈劈啪啪敲打英文公文，那才是最勵志的噪音了！
我核對修潤過的翻譯書稿都送到他的書桌上給他檢驗。我猜他向來不必逐句參看原文，拿着譯文快讀一遍他輕易讀得出誤譯之處，往原文一瞄，動一下紅筆，死棋頃刻得救，滿盤字句都活了。老手果然妙手。每逢編校英漢對照的書我緊張他更緊張，有兩次在三校清樣上還給他抓到小辮子：李先生難掩心底的得意，我也上了一堂外文系裏上不到的一課。
美新處編譯出版的美國各類圖書曾經在港台讀書界吹起幾陣和風細雨。那是二戰之後冷戰年代的新猷，文化華工經辦美帝反共心戰的諜影洋務。在李先生那一輩流亡知識分子的心靈深處，拋卻破碎故園的憂患情結揮之未去，沃爾登湖濱梭羅點燃的篝火已然亮起一星遙遠的溫暖，而索爾．貝羅散髮行吟的四月荒原，那更是瘦馬過客歇腳劃拳的一角驛站了。
我認識李如桐那年大陸文革火紅，他的北大老校長胡適在台灣下世匆匆七年了；林語堂一邊吃鏞記燒鵝一邊給《中央日報》副刊寫《無所不談》；《美國之音》的喬志高偶然飛來香港過幾天《TheQuietAmerican》的酬酢；張愛玲的初版《秧歌》初版《赤地之戀》和中譯《老人與海》靜靜擠在李先生辦公室的書堆裏為上海的冷夢守靈。浮沉在這樣超英這樣趕美的香港金粉歲月，李先生和曾恩波湯新楣小賴張同夜宴劃拳的呼么喝六肯定驚得碎海峽兩岸的萬千夢鄉。記憶中，李先生在人多的地方從來不談政治。
忽然，這位忠誠而孤寂的長輩走了。為了紀念我們從前那份珍貴的空間，我情願不寫悼文：我悼唁的其實只是一個啼笑世代之瘖然飄散，衣袖都不屑一揮，橫了心任由一生的勤勞躺在舊貨攤的昏燈下自甘蒼茫。那是政治的插曲也是文化的歸宿。海明威《戰地春夢》中文譯本出版的那個午後，李先生偶然走過我的書桌邊輕輕放下這樣一句話：「不到英國美國去混幾年，做我們這一行你將來恐怕要吃虧！」玻璃窗外的樹影綠得陰森，我滿心寒冽。一年後，我向李先生遞了辭職信攜眷混迹英倫七、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