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早前內地公安以示眾方式懲戒嫖客，你身為預防性病組織的創辦人，如何對待嫖客？
A：以前我很鄙視嫖客，覺得他們都是衰人、鹹濕佬。我當過護士，那時候，遇到染性病的男病人，我都刻意用十號大針筒替他們注射。現在改觀了，成立組織後，很多嫖客上來要求做愛滋病毒測試，有些在我面前哭，投訴妻子如何冷待他們。有位嫖客對我說，自己在太太面前像頭狗，在小姐面前就像一頭威猛的獅子，但他每次嫖完後，都感到對不起父母子女，又怕染上性病。
Q：女仔人家，要向陌生男子講解安全性行為，是怎樣的經歷？
A：難度最高的工作是外展，例如去性工作者和阿伯聚集的公園，找阿伯講解性安全，他們絕大多數都很抗拒，會說出很多難堪的說話。有次去到一個公園，主動接觸一位八十歲阿伯，他不屑的說：「我看不清楚你是男是女，如果是女仔人家，就應該回家，是男的話，我食鹽多過你食米。」有些阿伯又說我是兜搭他們的賣淫女子。做這一行，你要不怕面懵，去多幾次，他們就會慢慢對你產生好奇，願意與你溝通。
Q：香港的性工作者又怎樣？
A：人們都說香港沒有迫良為娼，但我遇過的性工作者，沒有幾個看得起自己。有次一位性工作者和我一起吃飯，她問我是否覺得她很賤，她們很介意別人的目光，說自己事事比不上人家。
性工作者不會承認自己是性工作者，在歡場做的會自稱「PR」，企街的會說是與「朋友」開房，她們不能接受自己的職業，說自己的處境是迫於無奈。她們的心態，是預防性病的最大障礙；當她們把嫖客當成朋友時，危機意識自然會下降。
香港的性工作者地位比西方國家低下得多了。我去過澳洲留學修讀公共衞生課程，澳洲政府和社會對性工作者的態度很開明，性工作者是合法的職業，需要納稅。性工作者也很尊重自己的行業，有自己的組織，維護同業權益。一名性工作者更是大學畢業生，她甚至以自己的職業為榮，認為自己對社會很有貢獻。
Q：你的工作一定很叫人欽佩，是不是？
A：錯了。不少朋友都說我儍，有正當又好前途的醫院工作不做，自討苦吃。社區健康組織在四年前成立，我是全職義工，沒有政府撥款。因為當時經濟環境差，籌不到錢。組織經費就得靠自己找兼職，每逢周末去社區中心或老人中心工作掙錢。最艱苦的時間，我連吃飯、乘車也沒有錢。
有時我也覺得自己有點儍，好心幫人，卻往往換來別人的欺騙和利用。有些性工作者愛說謊，被警方拘捕檢控時，利用我們代她們出頭。她們向我們說一套，向法官又是另一套。我曾經送了一本兒童聖經給一位性工作者的八歲女兒，轉過頭，她就把聖經賣了，還跟着媽媽在街上騙男人錢。這樣你虞我詐的個案，讓我哭過很多次。
本報記者蔡元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