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拆天星碼頭鐘樓一事上，可以看到在兩個問題上的兩套不同手法。兩個問題是：政府應如何對待自己的人民？政府應怎樣推行政策措施？
佔據鐘樓的年輕示威者的出發點並非反對政府，他們是出於愛護對香港人集體回憶有重要意義的文物；也就是說，他們是出於愛護香港，為憂慮政府作出無可挽回的清拆行動而情急，不得不採取行動。他們表達的，是千千萬萬香港市民對天星鐘樓慘不忍別的民情。政府應如何對待這樣的民情？曾蔭權待之以無情的清場，一刻也等不得，因為不能讓任何人在政府權威之前逞強。屬於人民的政府，會以這樣的態度對待人民嗎？
毫不容情，要拆就拆，快刀斬亂麻，釜底抽薪──曾蔭權的藉口是此事已經過五年的諮詢，是無人反對的社會共識，不會因最後階段的反對而延遲執行。莫說這個說法大有商榷餘地，即使當政府是已經過諮詢而以前沒有反對聲音，當政府開始着手拆卸合情合理；就當作是民間突然醒覺，齊齊發現原來有此計劃，而感到珍惜舊物，不肯放棄，那又如何？難道政府就可以置諸不理，光說：toobad!太遲了，誰叫你先前沒留神沒抗議？任何屬於人民的政府都不會這樣高高在上，都會去想辦法；無論是誰之過，即使埋怨平添麻煩，都會去想辦法。最後或者真的太遲，無法挽回，但不會理直氣壯地漠視民意而動手。事緩則圓，天星鐘樓本來是可以救得到的文物，政府不肯刀下留人，其實是害怕夜長夢多。一座鐘樓，讓人看清了這個政府及政府官員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