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德聰 分析員及策略顧問 政府公共事務論壇成員
目前，估計超過六成市區的士，即約差不多一萬輛車，投入了「八折的」行列。這個百分比告訴我們，是市場機制出了問題，但「集體智慧」找出了臨時的解決方案。的士收費由政府法例規定，司機不能隨便改動或濫收。但法例並無禁止的士乘客議價和給小費，「半山區去中環加三十」經常出現在的士台呼召中，市民乘搭折扣的士也不違法。這是自由市場的供求調節行為，你情我願，不涉偷呃拐騙。
「八折的」出現，反映了這幾年經濟下滑，在復蘇假象後，市民消費力和消費意願的下降。市民對的士需求下降，若無價格管制，市價會下調或供應者會減少，供需均衡自然會達到新的平衡。然而，政府的發牌控制和價格管制法例，卻把持了市場的自行調節。政府的介入，阻礙了自然形成的均衡，也造成了一個法律上的壟斷，換言之，即干預了「公平競爭」。
對消費者不公義
現在，數量有限的的士壟斷了市場，透過法例「合謀」定價，趕絕合法的議價行為；也透過影響政策，希望趕絕如輕型客貨車提供的客貨運業務競爭。
這一切都是政客提出的「公平競爭法」要管的議題。政客會把這個問題和「公平競爭」聯想嗎？不！答案很明顯，即使明知道這是變相的壟斷合謀定價，既影響公平競爭，對消費者也不公平，他們考慮的先決條件，卻是的士業界的選票，和指點的士定價的權力。自由市場和社會的最大利益，根本不是考慮因素。「競爭法」只是律師們找生意的道具，「公平」的背後，對消費者並不完全「公義」。
為的士車資訂立了統一的最低標準收費，就如政府訂出了的士行業的「最低工資」。「最低工資」一般不會在勞動力市場緊張、需求多於供應時構成話題；同理，的士好景氣時也不會有「八折的」出現。
管制跟不上變動
但當供過於求，市場上的個體賣方為求增進競爭力，會在合法範圍內以增值或折扣，增加買家的成交意欲。買家也會膺服於理性選擇，選擇對自己利益最大的交易。在這情況下，顧車的市民就是「僱主」，的士就扮演着「僱員」角色。為甚麼「僱員」會認同比「最低工資」少的工資？為的就是「保飯碗」，使買家傾向繼續選擇自己。談「最低工資」時，很多分析都指出，當勞力供過於求，「最低工資」會變成實際上的「最高工資」，就是這個原因。
沙士襲港時，前景不明加消費意欲低迷，消費者乘坐的士的預算減少，會因而選乘其他交通工具。對的士的司機而言，每天的車租和燃料費這類固定開支不能減少，為爭生意保飯碗，遂私下向長途乘客提供八折優惠，至少希望維繫基本的經營成本。「八折的」告訴我們，當存在價格管制時，當市場出現變化，管制無法跟得上市況的變動。
會推高交易費用
市場是活的，管制是死的。立法規管「議價」，等如把市場的合理調節機制，以政府的執法資源造出以「犯罪行為」為名義的代價，以罰款和訴訟費，去推高交易費用。令預想中的市場均衡，出現在官僚指定的「那一點」上，其中虛耗的社會資源不可以量計，得益的，只有提出類似管制議案沽名釣譽的議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