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麗塔》（Lolita）是納博科夫（VladimirNabokov）一九五五年出版的小說，我很晚才在美國看的。而後出的《俄國文學講話》（LecturesonRussianLiterature）倒是先看過。那是納氏在美國大學教書時的講義。內容主要是闡釋十九世紀的俄國小說。他介紹與批評俄國小說極盛時代，真是清晰得至於美麗，是文學批評的罕有之作。與他的《洛麗塔》相比，怎麼會是出自同一個人的手筆？
最近又有些類似的經驗。白居易批評小謝，也就是謝朓的詩：「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說他「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僕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文意盡去矣。」白居易這類話實在是俗到家了，不是這句話形式的俗，而是這主張內容的俗。既承認該詩句的麗，為什麼總在「不知其所諷焉」的思想上打轉呢？
可是，白最膾炙人口的小詩：「綠螘新醅酒，紅泥小火爐」，其聲之自然有如天籟，但又是「諷」了什麼呢？詩必具諷義，出自樂天之口，實在是可惜可憾。可見白居易是詩人，而不是文學批評家。
於是又想起那位力倡要「言之有物」及「不用對偶」的白話詩人胡適之所寫的詩，及他所提倡的文學理論，也有這類問題出現。比如，「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多麼簡明扼要，但是這種對仗既美，平仄又諧有如詩作的名句，不是與胡適的不用對偶的主張，正相違背嗎？
胡適又有作品曰：「拆爛污，就有人會遭瘟；放野火，就有人給燒死。」又是令人擊節的白話對偶，胡適又一次的自相矛盾。
我小時在台灣，經常看見他所寫的他自己的早年名言，以明信片印出的。他在這張明信片上寫着：「要那麼收穫，先那麼栽。」又在另一張明信片上寫着「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這兩則單獨的詩句，我一向拿來律己或自勵。近日忽看到內地出版的一本考據書，說這兩句原是胡適早年自擬的對聯。可是這是白話的對聯，多工整啊！而在他晚年，為什麼總要分開來寫呢？為了符合他早年的《文學改良芻議》嗎？
胡適與白居易，可說是或新或舊的詩人，而並非文學批評家。毛澤東恐怕也屬這類。毛的詩與詞，皆可朗朗上口，但延安文藝講話，只是難圓之說，無麗又無美的空洞口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