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約高峯會議在赫爾辛基召開，美國總統布殊和英國首相貝理雅各懷心事。伊拉克戰爭失利、俄國特工公然在英國領土之內毒殺異己、中東亂局、國際恐怖主義，英美聯盟的「特別關係」不但備受艱難的考驗，而且還受到國內外許多人質疑嘲諷。
貝理雅本來可以成為戰後最受國人愛戴的首相，但伊拉克戰爭變成轉捩點。貝理雅把注碼押在布殊身上，布殊則又深受兩大鷹派人物：副總統切尼和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的影響，攻伊拉克打得粗枝大葉，贏了戰役，輸了一場建立中東民主憲政的戰爭。英美聯軍泥足深陷，貝理雅受到拖累。首相做到這般年期，何時引退，對於貝理雅，已經無傷大雅，身後的歷史公論，才是最大的問題。
曾幾何時，貝理雅一度可以名留青史：任內解決了北愛爾蘭的軍事衝突、振作英國經濟中興、締造英國在全球的年輕化形象──球星碧咸、廚神占美奧利華、哈利波特、威廉王子，都在貝理雅時代風魔全球。豈知伊拉克一役，貝理雅幾乎輸光了當初贏來的名聲，並可能一身負債走進歷史。
貝理雅本來不必讓英國一起與美國出兵伊拉克推翻侯賽因，美國獨力可勝。既然美軍可以獨勝，則貝理雅犯不着與布殊一起下水。六十年代，美國捲入越南戰爭，英國首相麥美倫也強烈支持美國征伐越共，但止於口頭，自己卻不出兵。麥美倫反而結合了英國五十年代清剿馬共勝利的經驗，警告甘迺廸小心與越共在熱帶雨林打游擊戰。麥美倫必須擺出世界領袖的姿態，因為他上台前一年，保守黨首相艾登出師蘇伊士運河失利，英國的國際地位備受打擊。
英聯邦國家包括澳洲和加拿大一時惶恐無從，麥美倫別無選擇，只有堅定成為美國的盟友。
英美現代的「特別關係」，始於邱吉爾和羅斯福並肩戰勝了納粹希特拉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英語民族比較成熟而世故，不喜歡偏激浮誇的情緒，因此國際社會從來沒有聽過英美領袖一起手牽手，高呼「英美人民的友誼是鮮血凝成的」之類的口號，然後又因為利益瓜分、一言不合反目成仇，讓全世界看笑話。英美關係是二十世紀保障世界和平的定海神針，彼此心意相通，不落言詮。英國自視為古希臘，是思想文治的發源地，而視美國為羅馬，羅馬的繁盛武功，是古希臘文明的變奏。英國人把自己當做蘇格拉底，樂見美國繼承自己的衣鉢智慧而成為凱撒大帝。雙方繼承同一套神話的星圖，英美關係超越了一般的所謂外交，而是血緣的交流和基因的契合。
英美結盟是正確的，條件是身為大腦的英國，能影響四肢發達的白宮。戰後英美結盟，邱吉爾的政治智慧在羅斯福之上，最終游說羅斯福打破鎖國傳統，進軍歐洲和太平洋，英國以告別帝國，把太平洋世紀拱讓美國為報。
戴卓爾夫人更與列根心心相印，鼓勵列根強硬對付蘇聯，採行自由市場經濟。貝理雅沿襲先例，以為英美夥拍着一起上，就是勝利的保證，沒想到布殊不是列根，更不是羅斯福，布殊的鷹派內閣沒有把貝理雅當做一回事。戰後如何重建伊拉克，英國有管理中東的豐富的人類學經驗，如何劃分什葉派、遜尼派和庫爾德族的勢力使之和平共治，貝理雅如果不想進取，不向美國爭回一點戰後的主導權，怕被戴上「新殖民主義者」的帽子，那麼伊拉克之戰，最好不要參加，只對美國表示精神和道義的支持。
攻打伊拉克，即使出於石油利益考慮，無所謂對錯。就像滿清的康熙和亁隆攻打青海和新疆，今日中國才坐擁西北的資源，亦無所謂對錯，只有對戰爭勝敗成本的判斷力，才有對與錯之分。推翻侯賽因，解放伊拉克人民本小利大；但戰後伊拉克的什葉派教民復仇譁變，要向遜尼派一雪「民族恥辱」；加上庫爾德族也要獨立，游牧民族的基因，喜歡內鬥自殘，先天排斥西方的民主憲政，這些本來是伊拉克內部的衝突，本來與英美無關；但英美是世界領袖，事前沒有估量戰後重建這一部份，以致人命犧牲的本錢日增，今日英美的民意，把這個過失算在布殊和貝理雅這兄弟倆的頭上，英美的自由知識分子，假設擺平伊拉克的民族衝突，是英美兩國的文明負擔，其實這也是一種殖民主義的優越感，然而平心而論，布殊和貝理雅的判斷錯了，身為大腦的英國，自然負有責任。
偉大的領袖，往往需要戰爭為自己洗鍊歷史名聲。拿破崙需要歐洲戰爭，邱吉爾需要第二次世界大戰，連戴卓爾夫人也發動了一場小小的福克蘭戰爭，這一點，可能貝理雅也想到了。但戰爭也可以拖垮領袖，如蘇伊士運河之戰對於艾登，越戰對於詹森，同一場福島戰役，阿根廷軍人總統加廸里為了轉移國內管治的經濟敗績，悍然閃電先動手，結果反而成為其政治墳墓，此皆為判斷錯誤所致。現在英美解決不了的問題，伊朗的狂人總統揚言他有辦法解決，貝理雅又轉而乞靈於伊朗和敍利亞介入中東和平問題，可見是窮途末路了。「卿本佳人」，成王敗寇，本來就很殘忍，但貝理雅離一頂桂冠，明明只有半步之遙，如此就失去了一片星空，有如希臘悲劇的題旨：一個聰明的巨人，是如何因為性格上的一點缺陷而造成了一個錯誤的決定，因此由成功步向衰落，此一宿命，令人感到悲哀。